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729-1797)，出生于爱尔兰都柏林，后移居英国，担任下院议员，是现代保守主义的思想奠基者，被誉为保守主义的先驱。

　　约翰·莫雷(John Morley，1838-1923)英国著名政治家、作家和报刊编辑，做过记者和国会议员，担任过爱尔兰政务司司长、印度事务大臣。

　　《埃德蒙·伯克评传》作者：【英】约翰·莫雷 译者：刘戎 版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8年1月

　　如今，只要言及保守主义，人们就很自然联想到英国保守主义奠基人埃德蒙·伯克。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同人思想谱系和内心观念的影响作用下，伯克在他们心目中的“多样性”也充分体现出来。即使在离这位政治哲学家生活年代接近的时期，他也是“誉满天下，谤亦随之”。约翰·莫雷这本《埃德蒙·伯克评传》试图把伯克的政治思想置于具体历史语境中品评，尽管在很多问题上，自由主义者莫雷与保守主义者伯克的观点并不相同，但并不妨碍传记中莫雷对伯克的推崇，以及试图达到“同情之理解”。这本评传也因此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值得研究和探寻的视角。

　　深邃洞察

　　思想行动瑕不掩瑜

　　埃德蒙·伯克的思想及行动，在辉格党执政时就毁誉参半，有人赞颂其为不世出的天才，也有人认为其“精神错乱”。正如莫雷在序章中所言，“托利党赞美他是欧洲的救世主，辉格党将其斥为自己党派的毁灭者。”在瑕瑜互见的二极化评价中，人们不可否认的一点是，不管是否认同埃德蒙·伯克，他都是保守主义的奠基人。

　　伯克思想充满智慧的火花，同时辛辣兼具直白，富于洞见的语词更是使他的文本及政论演讲得到不同的评价。他的著作对“这座幸运岛国的超凡政体”的诠释，以及对民主价值观念的坚守，令人印象深刻。正如莫雷所言，“伯克能以一种深邃的洞察力审视政治活动中各种理念及其渊源，并从中构建一个完整而连贯的体系”。

　　伯克善于发现现实政治与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相结合的关键节点，重视经验、习惯与审慎冷静的思维方式，摒弃虚无缥缈的抽象理论。他那雄辩的演讲辞，充满智识与良心的政治哲学思想，一直以来都鼓舞着人们。而这些华美又富于激情的篇章，也是他独特的平实兼具雕饰的文风，将霍布斯、洛克以来的经验论哲学中的理性、感性并存的感觉经验，发挥至极致。

　　熟知英国历史的人应该了解，伯克是英国辉格党的政治精英人物。然而，正由于他弹劾印度总督黑斯廷斯(1786)，反对英王乔治三世及其政府在美国课税的政策，以及支持美国独立的言论，使得他遭到排摈，伯克短暂的一生只能止步于议员身份。然而，这正是伯克了不起的地方。“他(伯克)痛恨居高位者的无知和残酷，还有他们一切愚蠢和专横的作为，因为他丰富的想象力和极度的感性，他眼中呈现的是下层民众最无以复加、不可回避的疾苦。他对善政的敏锐感觉是他汲汲于每一个生灵都能在其治下获得幸福安宁的结果。”伯克不仅有对绝对权力的警惕与贪腐行径的抨击，对民众的福祉的关注与爱护，还有充溢着理性智慧的文字传于后世。

　　乔治三世痛恨辉格党政府的无能和颟顸，可他终究是精神不太健全、才智平庸之辈。伯克并非生不逢时，只是英国内战后的危机一直存在，伯克能超越党派歧见，反对专断权力及个体的贪腐行径、平庸之恶，才更令人钦佩，同时也是辉格党及后世保守主义思潮的指路明灯。

　　看重传统

　　更倾向采取稳妥有效的方式

　　保守主义天然重视传统、习俗和经验，同时反对激进变革，特别是暴力革命，宁愿采取更加稳妥有效的方式。盎格鲁-撒克逊传统正是基于财产权、英国习惯法、判例法以及英人特有的冷静审慎、不重抽象理论的经验特质，才逐步结出的果实。

　　众所周知，保守主义价值的核心是财产权(property rights)，而这正是盎格鲁-撒克逊传统、英国人的个体主义、公平竞争精神与大宪章以来，“没有代表不纳税”的习惯法与议会民主所确立的原则。征税而不经同意、不受监督，则无异于暴政。英国内战 (1642-1651)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英国议会对王室征补助金、十五分之一税、吨税并不是无条件的支持，对于国王(查理一世)的无理征税要求，下议院时常采取抗争的态度，不满足王室全部要求的事体也是常有的。查理一世正是因为议会的不断抗争，愤懑地解散了议会，最终导致了英国历史上的英国内战。从《大宪章》到《权利宣言》，“英人受惠于先人遗德，他们一再抗争，奠定了危险而高贵的原则(大卫·休谟语)。”这份珍贵的遗产是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大宪章运动、人身保护令状、权利法案直至光荣革命，留给奇迹之英伦三岛的重要财富。

　　保守主义看重经验、传统、习俗、习惯法的作用，甚至有些经过千百年积累沉淀下来的“成见”。伯克基于辉格党的原则及观念，认为英国继承了骑士贵族精神和自由传统，立宪君主制比立宪共和制更能保持贵族的荣光、勇气与自由所赋予的公民自由与财产保障。这也正是保守主义迥异于其他各种“主义”的特异之处。

　　重视经验

　　反对抽象概念应用实践

　　埃德蒙·伯克对抽象的概念与定义有着天然的反感，这也是他的原则之一。“我从不让抽象的和普遍的东西主宰自己”，伯克把“正义”“真理”一类的语词阐述为复合抽象词，认为它们容易被人为抽空内核，为了不同的利益被给予不同的解释。正如“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所预示的，语词概念易被人为扭曲，不同的语境下“自由”(liberty)“正义”(justice)也有不同的解读，有时还有曲解情境。伯克尤其反对将形而上的抽象概念运用到社会实践之中，认为这是导致处事浮躁和忽略经验的错误做法，对于社会政治生活极其有害。

　　伯克反对法国大革命，正是因为法国大革命的血腥暴戾，更是肇因于雅各宾派及暴动民众对贵族、教士阶层财产权的无情摧残、劫掠，这种行径使得法国大革命的正当性荡然无存。约翰·莫雷对罗伯斯庇尔、马拉等法国大革命初期领袖的“清贫自守”的回护，对法国革命正当性的虚饰，并不是公正无偏、毫无疑义的。他并不能否认雅各宾派的血腥杀戮、劫掠私产，这恰恰是伯克《反思法国大革命》留给后世的启示。

　　而对美国独立的支持，更是埃德蒙·伯克思想历程中值得大书特书之处。新英格兰人的海外拓殖，正是清教徒的坚忍、耐心与创新精神的体现。而英国政府对其的无理课税，正如文中所言“他们知道，主权的概念里自然是包含着不可剥夺的课税征缴之权的……”当时新英格兰人在英国议会中并无议员，他们起初也并不是不缴纳税金，只是当时的英国政府针对新英格兰人的法令、征税举措，太令人狐疑。伯克认为，“抽象权利的存在和行使这项权利的正当性是有距离的，后者并不是前者的天然属性。”伯克正是反对复合抽象词、抽象概念之类的观念，以及同情新英格兰移民的正当要求，同时还有对清教徒理念及精神底色的认同，才支持美国独立的，这也许是他能跳出民族国家桎梏的值得赞许之处。

　　伯克曾说，“若要人爱国，首先国家得可爱才行。”在浮躁功利、思想层面盲信混乱的时代，这种理性的审慎态度和清晰冷静的思维方式更加令人激赏。他同样不会刻意迎合庸众的“民意”，他清醒地意识到，只有冷静审慎地看待民意，才是真正地爱国、爱民众。朱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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