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裕太后对于慈禧太后的这一人事、政事，特别是权力安排，似乎很不满意。
载润曾回忆说：光绪帝逝世后，“隆裕一心想效仿慈禧‘垂帘听政’。迨奕劻传慈禧遗命溥仪为帝，载沣为监国摄政王之旨既出，则隆裕借以取得政权的美梦，顿成泡影，心中不快，以至迁怒于载沣”。
“慈禧太后到了自知不起的时候”，“贪立幼君”溥仪，这纯粹是“从她的私见出发安排的” ， “以免翻她从前的旧案”。载涛先生的这一说法，自然有其道理，但有两点值得人们思考。首先，载涛虽说此系慈禧太后出于私见，但细揣其意，却是意指慈禧狭隘的个人得失之私见， 而并非那拉氏家族的私见，更非引发爱新觉罗氏与那拉氏两家族矛盾的私见。其次，如果说慈禧太后完全是出于个人私见，由其亲侄女隆裕太后直接垂帘听政，把握清廷最高权力，岂不更为稳妥?在笔者看来，慈禧太后的上述安排，既是出于个人的得失私见，同时又是归还清廷最高权力于爱新觉罗氏的综合考虑。
第二，慈禧太后所选立的两任小皇帝──光绪帝载湉和宣统帝溥仪，都是爱新觉罗氏家族血统最近的近支亲王后代，她的一切独断专行，虽会引起皇室亲王和其他朝臣的不满，但却没有人怀疑慈禧太后对于大清朝，对于爱新觉罗家族有所不忠或威胁。至于慈禧太后多次选立小皇帝，以及其与恭亲王奕䜣、醇亲王奕譞、惇亲王奕誴等人的矛盾与斗争，不但皆被他人理解为， 即使是清皇室诸亲王亦认同是为大清朝内部的权力之争，甚至不过是爱新觉罗家族内部的叔嫂家务之争。
1861 年 8 月咸丰帝死后，肃顺等人以 “搁车” 的形式要挟两宫太后。慈禧太后向其胞妹、醇郡王奕譞的福晋哭诉说，肃顺等人“欺我至此，我家独无人乎?福晋言：七爷在此”。慈禧遂命醇郡王入见。醇王又向慈禧献言“此事非恭王不办”。 在此，慈禧太后显然是把自己置于爱新觉罗氏皇权的真正代表者的地位，将自己与八大臣的权力斗争，轻易地转化为爱新觉罗家族内部近支亲王与远支宗亲(如载垣、端华、肃顺等人)及外姓家族(如穆荫、匡源、杜瀚、焦祐瀛等人)的权力斗争。
慈禧太后在热河草拟的治罪八大臣的上谕，也是其“请七兄弟改写”后，带回北京宣布的。
恭亲王奕䜣当权时，每被召见，两宫太后都称其为“六爷”，命人“给六爷茶”，以致奕䜣因天长日久的叔嫂关系而淡忘了君臣间的等级尊卑关系。
慈禧太后本人在很多情况下，是以嫂嫂与小叔子间的关系来处理其与恭亲王奕䜣的政务与权力之争的。慈禧太后的这一作法，得到了朝野上下的认同。如 1865 年慈禧太后罢革恭亲王奕䜣时，就有人认为这不过是家庭纠纷，叔嫂之争。后人黄浚在其《花随人圣庵摭忆》中也说，自辛酉政变以后，清廷的部分实权“皆归六爷矣，于是有叔嫂之争”。
与此同时，慈禧太后也将自己与光绪帝间的分歧，归结为爱新觉罗家族内部的家务、家事之争。清廷维新派官员王照认为，慈禧太后与光绪帝在戊戌变法时期的种种矛盾，并非政见分歧，而是权力之争，若就清皇室内部关系而言，则“纯为家务之争”。王照的这一认识， 得到了部分当代历史学者的认同。台湾学者庄练先生在谈到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时，即曾不无惋惜地说：“一场关系国家前途极为重大的变法运动，竟因家庭间的权力斗争而致彻底破坏。”1900 年义和团运动期间，慈禧太后看到列强要求其撤帘归政给光绪帝的假照会后， 亦曾怒气冲冲地说：“彼族竟敢干预我家事。”
综上所述可见，无论慈禧太后的主观意图如何，在客观上，她的确成功地使人们普遍认同其对爱新觉罗皇室、家族是忠诚的，这应是其较为顺利地掌控清王朝最高权力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另一重要客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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