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的淮军和湘军相信大家都知道，他们打败了洪秀全的太平军，歼灭了北方的捻军，支撑着岌岌可危的大清长达数十年之久，在国内战场堪称“劲旅”。可到了对外作战中，两者之间的差距立马就凸显出来了。
清末对外作战中，清朝取得了两次重大的军事胜利：一是左宗棠率领以刘锦堂部两万老湘军为主力收复新疆，为祖国收复了1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二是湘军王德榜率领的老湘军二十一营在镇南关配合冯子材取得的大捷，打败了法国侵略者。
可这两次对外作战，皆不见淮军的影子，如果真要说有的话，那就是1875年淮军刘铭传部带着几万人在陕西大吃大喝，就是不肯入甘肃和新疆作战，以及1884年淮军潘鼎新部在面对法国兵时惊慌失措，仓皇而逃。
那么问题来了，同样是内战中的“劲旅”，可为何到了对外作战时，差距会如此之大呢?下面我们就简单来分析下。
一来是在将才的选用上
在这方面，湘军(至少是高级将领)在道德和能力上有着更为严格的要求。湘军初创时，曾国藩就曾提出四条：“带兵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
道义和忠义，始终都是湘军选拔将领时永不放弃的两个要求，他们的将领主要靠儒家传统道德来教育和约束自己。湘军的主要将领几乎全部都是儒生，比如罗泽南、王鑫等是理学家，彭玉麟是个学者，胡林翼则是进士出身。这些人有种理想主义，有为理想赴汤蹈火的决心，这样的将领才能适应战争的特殊需求。
我们再来看淮军将领，完全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了。
淮军将领中读书人不多，主要将领中，也就只有潘鼎新是个举人，另外如程学启是太平军的降将，刘铭传是盐贩子出身，张树声、张树珊以及周盛波、周盛传兄弟则基本上都是地痞一类的人物，靠办团练起家的。吴长庆出身行伍，曾做过中下级军官。他们这些人出身比较低微，没有什么道德和理想，重利不重德。
所以在国内战场上尚能依靠火力掩饰一下，可一旦面对强悍的外敌时，没有忠义血性的本性就暴露出来了。1884年中法战争时，张树声、潘鼎新怕死不肯作战被革去督、抚职务;中日甲午战争中，叶志超千里大溃逃等等。这些人毫无道德和忠义血性可言。
二来是在士兵的选用上
湘军选兵必须是亲自招募，绝不假手他人，而且选择标准极为严格，要求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一概不收。曾国藩曾一再强调“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济，不求速效，练一收一人之益，练一月收一月之效”。在这样的严格选拔、训练、管理之下，湘军的士兵素质普遍都比较高。而且他们来自一个地方，互相比较了解，也比较团结。
而淮军基本上就是个大杂烩了。在士兵招募方面兼收并蓄，士兵的来源参差不齐，张树声、刘铭传、周盛波、潘鼎新、吴长庆这些人中，有的是来自流氓集团，有的是来自团练，而战斗力好的程学启部就是由太平天国的降军所组成的。
李鸿章受西方的影响比较深，武器装备基本都是以洋枪为主，打内战时，这点要比湘军好不少，可一旦要和敌人肉搏时，淮军战斗力意志薄弱的缺点就显露无疑了。
三来是在战斗意志的形成上
湘军重视的是道德和个人操守，追求的是儒家保家卫国的境界，砥砺品格，信奉实干。而淮军多是廉耻之心而唯利是图的小人，李鸿章明知这些人的真实面目，却还仍旧委以重任，其直接后果就是吏风日下，士兵素质、斗志和士气都远不如同时期的湘军。写《太平天国亲历记》的英国人林利对淮军直接就是不屑一顾，可在西线见到湘军时却高叫“他们的勇敢是清军中前所未见的”。
湘军拥有勇猛的战斗风格和坚强的战斗意志，在对外作战中，这种精神力量要远比几件西洋火器好使得多，“吃得苦，霸得蛮，舍得死”的湘军精神，在对外作战中表现得是淋漓尽致。
淮军也颇有些悍将，这些人当年在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时都是一把好手，可他们面对的是乌合之众，一旦遇到同样也拥有西洋火器的正规军时，他们就一败涂地了。在甲午战争中，唯一敢跟日军肉搏的就是湘军，牛庄战役惨烈战败，也是湘军最后一缕夕阳。
所以说，一支军队，就算你武器装备再牛气、再先进，可没有敢于亮剑精神的话，始终不能作为国家的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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