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天京正在进行着新国家体制的建设。首先值得注意的是由清朝地方官府衙门改造而成的天王府。天王府内城被称为金龙城，外墙为金色的豪华宫殿群。
洪秀全自搬进宫殿后便深居简出，不再直接与外界社会接触。代替他主持政务的是东王杨秀清。杨秀清在天京城西修建了足以匹敌天王府的规模宏大的东王府。其他诸王必须时常到东王府拜会杨秀清，听从东王的指示。
在东王的专权下，天京的社会结构和秩序被彻底重构。居民财产被没收，纳入圣库。除老人和病人外所有男女必须男居男馆，女居女馆。这种隔离男女和废除家庭的政策是太平天国的一大特征，它即源于基督教的禁欲主义与儒教的“男女七岁不同席”思想，也是出于作战上的需要。
壮年男子大多数要作为士兵从军，有木工、印刷、烹饪等专门技艺者则被分别编入百工衙或工匠营，各行其责。十五岁以下少年或进入被称为童子军的少年军队，或在名为育才馆的学校读书。也有少年做了太平军将领的义子或童仆。太平天国还下达放脚令，废止女性裹小脚的缠足习惯。妇女们在作战时，或在后方摇旗呐喊、充当疑兵，或承担物资运输和修建战壕的工作。
因为按照客家的风俗，女性没有缠足习惯，而是与男性一起从事农业劳动。但是，对于习惯在家织布绣花的江南女子来说，缠足的禁止与野外劳作则是非常痛苦之事。以往研究认为，男女平等是太平天国的特征之一。但最近这一评价受到了质疑。确实，在当初参加起义的广西妇女到达南京后，被册封为高官，她们骑着高头大马、昂首巡街的形象令人印象深刻。
1853年，太平天国还开设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女性科举，考取状元的傅善祥作为东王的秘书活跃一时。但这些绝非女性普遍的生活状态。就像教育青少年的《幼学诗》中所提倡的“妻道在三从”那样，太平天国的女性被灌输了幼时从父、结婚从夫、老后从子的家长式伦理道德。
另外，天王洪秀全作为权力的象征纳有八十八妃，东王以下的各级官员也都妻妾成群。而太平天国封王的共有两千七百人，其中亦无一名女性。也就是说，太平天国一边倡导天父之下人人平等，同时仍奉行以男尊女卑为前提的诸王特权等诸多中国社会的传统观念。最终，使家庭离散的男馆、女馆越来越引起人们的不满，终于在1855年被废止。
把天京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体制作为太平天国社会的整体规划而加以详细描述的是《天朝田亩制度》。该册子一直公开出版至1854年，其中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无处不均、无人不饱”体现了洪秀全在以往著述中所主张的实现中国自古以来的“大同”乌托邦的目标。《天朝田亩制度》规定把全国耕地平均分配，农作物和产品除各自所需以外全部上交国库，禁止一切私有行为。
后来，中国共产党曾把太平天国定位为自身的先驱，把《天朝田亩制度》视为否定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革命性纲领。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与人民公社的基本精神和平均分配政策也与《天朝田亩制度》有相通之处。但是，“文革”结束后，人们开始对过去政治运动所导致的劳动热情丧失、农业减产与大饥荒进行反省。因此，多数声音开始批评《天朝田亩制度》所规定的理想乌托邦只能招致平均主义与社会的停滞不前。
实际上《天朝田亩制度》作为一种批判性的理论具有一定影响，但是其复古性的内容并没有成为有效的社会建设的纲领首先它规定太平天国军队化组织中的大小将校代表的“官”统率“农”，即承认官僚与人民属于身份不同的上下关系。而且当时的太平天国迫于与清军苦斗，也缺少实现这些理想政策的条件。而事实上，为确保粮食，太平天国占领地区照旧保存原有的土地关系，采取的是征收土地税的方法。
另外，太平天国占领区还发生了多起农民抗租和少交地租的运动。特别在1860年以后，在太平军出入的江南地区这一倾向尤为明显。太平天国虽然保证减免土地税的10%，但同时又任命当地的乡绅地主为地方官，任他们征收地租以确保税收。其结果导致发生了大批农民袭击太平天国地方政府的事件。也就是说，太平天国未能充分满足底层人民对它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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