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纸币的诞生应该在公元十世纪的末期，也就是宋太宗淳化到至道年间。开始的名字称之为“交子”，后来有其他称呼，譬如“关子”、“会子”、“钱引”、“宝钞”、“交钞”等等的各种名称。在“交子”诞生之前，就已经有了茶盐等交引钞劵，在公家和私人之间进行流通。而茶盐等交引钞劵，则是由唐朝时期的“飞钱”，也就是当时的汇票，发展而来的。
宋朝交子拓片，现存于辽宁省博物馆
宋朝初年，宋太祖赵匡胤执政时，为了便于商贸往来，将唐朝的“飞钱”这套做法直接拿来使用，允许民众将钱储放于京师，然后在各个地方换取。开宝三年，朝廷设置“便钱务”，也就是专门的汇兑机构。商人将钱交到这些机构，及时出具存款凭据，凡商人拿着票劵到地方州府进行兑付，必须当日进行给付，不得拖延，如果违反规定要处以科罚。宋太宗雍熙二年，朝廷命令边疆的商人将银钱交给位于当地驻守的军方，政府随后在从京师给这些商人茶盐交引劵，让商人到茶盐场所在地进行领取，这是从“飞钱”制引申出来的。
后来四川经济发展迅速，当地一直用铁钱，不用铜钱，从而导致货币数量不足，而且铁钱体积大，价值小，还重量大，一缗重达二十五斤。交易使用和异地转运非常困难，所以当地多家富商，“连保作交子”，每年交给地方政府一定的特别费用，作为换取“交子”使用的条件。“交子”正式出现!当时“交子”的印刷非常严格，“用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秘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其时交子的出现，相当方便了商人的交易，极大促进经济发展，但是，随着后期富商们经营不善，资金被挪用，不能兑现，再加上出现大量伪钞，交子铺不能如数兑现，寇准奏请朝廷进行封闭。
但是这简单粗暴的封闭，并没有解决铁钱携取不便的问题，况且市场早就习惯使用纸币，一旦禁止，商业贸易立即出现凋敝，朝廷看到后，听从张若谷、薛田之的建议，在四川，特设国营的交子务，开始由国家发行。收归国有后，朝廷对“交子”有了严格限制。譬如，发行额度作了规定。同时要求有一定的发行准备金，大凡造一界，备本钱三十六万。在流通上设置时间限制，以三年为一界，界满，要求持旧换新。而且在持旧换新时，每一贯都要缴纳纸墨费用三十文。并且使用地区只限于川蜀之地。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虽然国家如此规定，但是，实际运行过程中，却远超要求。从天圣元年，到皇祐三年，一共才二十九年，“交子”的发行就已经达到了十三界。按照国家规定，三年一界的限制来计算，实际超过了三界。而且秦州两次借去“交子”六十万贯，根本没有准备金作基础，只是胡乱印刷，不仅流通领域已经超过四川地区，而且准备金也不再储备。到了元符年间，新钞收换旧钞，比价为一比五，即官价下跌为原价的五分之一，民间下跌更加严重。“交子”的信用彻底被破坏。
元朝建立后，由于蒙古族长期实行奴隶制，游牧为主的生产方式完全不懂发展农业对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意义。甚至提出了“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的荒唐主张。经济凋敝，商业衰落，虽然战争结束后，社会趋于稳定，经济有所缓慢发展，但是经济上的失衡始终贯穿与元朝始终。
元世祖忽必烈中统元年，元朝政府开始确立钞法。不过在之前，就已经有了丝钞和银钞两种。当时发行纸币还是比较谨慎的，政府对于准备金的储备也很重视，而且贮存的数量较为充足，并且规定“随路椿积元本金银，分文不动”。但是从忽必烈至元十三年以后，储备于各地的金银，开始逐渐被移作他用。忽必烈近臣阿合马为了讨好皇帝，“将随路平准库金银”统统运抵元大都，作为邀功的资本。本来纸币的准备金，对于金融的稳定以及货币的诚信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旦破坏，必定后患无穷。大元偏偏在这上面出了问题。
至元三十一年的正月，忽必烈驾崩，四月忽必烈的孙子，成宗铁穆耳即位，“诏诸路平准交钞库所储银九十三万六千九百五十两，除留十九万二千四百五十两为钞母，余悉运至京师”。有了前面的口子，其后朝廷只要钱不够用，就从准备金中提钱，大德二年，右丞相完泽报告，“岁入之数”“然犹不足于用”，“又于至元钞本中借二十万锭”。大德三年，中书省报告，“岁入之数，不支半岁，自余皆借其钞本”。大德十一年中书省报告，“今国用甚多，帑藏已乏，用及钞母非宜”。至大元年二月，“支钞本七百一十余万锭，以周急用”......
这种不停的从准备金中挪用、转移、使得国库日渐亏空，币值直落下滑，无论是新钞还是旧币都不管用，根本问题是“金银有入而无出”。结果是“布帛翔涌，而号寒者溢甚。米粟渐平，而啼饥者愈多”。
元朝早期的财政收入还可以填补一半的支出，到了后期，支出竟然超过收入的四百倍!如同所有末代统治者一样，元朝不反省自己施政错误导致的入不敷出，却开始大量发行货币来填财政的窟窿，导致金融进一步混乱，通货膨胀更趋严重。当时纸钞的发行泛滥到了极致。原来只允许由政府印制，后来发展到私人都可以印刷。当时有个叫朱清和张喧的两个人，至元二十三年，元世祖忽必烈以朱清和张喧二人创办海运有功劳，钦赐印钞，这两人整整印了十七年!币值越来越不值钱，物价却越来越贵，当时京师的一斗粟竟然用一千贯钞票都买不到。到了顺帝年间，米价比中统年间上涨了六七万倍，民间再也不用纸钞，甚至直接回到实物交换的状态。
现在经常会看到用“交子”的出现，来论述宋明时期中国已有资本主义萌芽等等文章，但是翻看过往，将一个好端端的利国利民的货币革命，变成烫手山芋，最后臭遍大街，这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思索。尤其是其中的所谓“萌芽”的成与败，难道真是由经济来决定的吗?反观西方，纸币出现虽然晚于中国，但是却运行良好，金融发展超过中国，甚至直到现在我们还在努力追赶中，这其中的成与败，得与失，到现在都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大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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