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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宫剧中，不管是文武大臣，还是侍卫太监都是一口一个“奴才”的叫着，然而真实的情况却并非如此，清朝的“奴才”可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
“奴才”一词最早出现在《晋书》之中，是我国北方，尤其是少数民族中的常用词汇，意为无用之人，只配为奴。奴才在清朝盛行与满族早期社会实行的“领主制”有很大关系。统治者们都是“主子”，满族百姓都是“奴才”。这种奴隶社会的遗风一直保留到清军入关后。
后金时期，满族君臣之间的尊卑关系并不明显，而且大臣多为武将，公文中大量使用“我”、“我等”字眼，仅汉人文官依照明朝旧例称“臣”。皇太极登基称帝后，满族的皇权意识开始觉醒，曾经与皇太极称兄道弟的贝勒爷们都开始以“臣”自称。
清朝定鼎中原后，国家体制、官僚机构等大部分沿袭明朝旧制，称谓上并没有特殊要求，满汉官员一律称臣。清朝公文第一次出现“奴才”发生在康熙二十九年，山东巡抚佛伦的奏折中：
“巡抚臣佛伦谨奏：圣主降旨：朕体安。钦此。奴才不胜欣忭……臣自幼荷蒙圣主养育之重恩，何敢少怀私念，而诓皇父。”
此后奴才又陆续出现在两江总督傅拉塔、阿山，陕甘总督华显，陕西巡抚鄂海等人的奏折中。总结起来这些人都有两个共同特点：第一都出身“上三旗”，虽然贵为封疆大吏，但私下都是皇帝的家奴。
第二从小在宫中被抚养长大，均称康熙为“皇父”，如佛伦在奏折中说的“奴才何人斯，万岁主养育奴才”;傅拉塔曾写到“幼年叠蒙圣主无垠奇恩”;阿山也曾谓“奴才一身，皆系皇上养育成人，实非他人可比”。
由此可见，大臣自称“奴才”最初仅是养父与养子之间的感激之语，但却因强调了君臣之间的特殊关系，所以在康熙五十年之后，除皇亲国戚外，出身下五旗的满族大臣也都自称“奴才”，以表忠心。
雍正继位后，他认为满语中的“奴才”是极为卑贱的词汇，所以在雍正元年颁布禁令：“上以奴才既称奴才，而大臣亦称奴才，甚不合体，禁止之”。不过习惯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雍正努力了几次后不见效果也就默许了“奴才”的存在。
清朝在乾隆时期，皇权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乾隆皇帝开始使用称谓来控制群臣，他多次下旨强调“臣”与“奴才”的区别：
“谕军机大臣等。满洲大臣奏事，称臣、称奴才，字样不一。著传谕，嗣后颁行公事折奏称臣，请安、谢恩、寻常折奏，仍称奴才，以存满洲旧体。”
由于“奴才”代表着与皇家非一般的关系，很多汉族大臣也渴望成为奴才。为此乾隆还花了很大力气纠正汉臣自称“奴才”的情况。到了嘉庆和道光时期，用错“奴才”很有可能受到皇帝的严厉斥责，甚至是处罚。
不过太平天国之乱后，以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为首的一批汉臣崛起，汉人大臣竞相争做“奴才”的现象发生了扭转。汉臣不再渴望成为“奴才”，满族大臣也开始有意识地避免使用“奴才”，如江苏巡抚恩寿、湖广总督端方等“屡次折件，均系称臣，殊属不合。著传旨申饬”。
到了清末，南方革命党为了革命需要，在满人专属名词“奴才”上大做文章。“奴才好，奴才乐，世有强者，我便服。三分刁七分媚”。“惟奴才最无用，惟奴才最无耻，惟奴才不可与义士并列”。
针对革命党的讽刺与批评，光绪三十二年清政府就下令“免去满员称奴才字样，一律称臣”。此后宣统皇帝也多次下旨“凡内外满汉诸臣会奏公事，均著一体称臣等因钦此”，但效果甚微。“奴才”真正退出历史舞台还是要靠辛亥革命的一声炮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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