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76年，西罗马最后一个皇帝慕路斯·奥古斯图卢斯在日耳曼即匈奴雇佣军首领奥多亚赛的逼迫下不得不退位。这一事件被普遍的认为西罗马帝国灭亡的标志。然而，如此庞大的帝国的衰落，经历了长达两个多世纪。那么这一长期而无情的衰落。直至湮没无闻的过程的动力是什么。
曾经有一位法国历史学家说：“罗马文明不是自然消亡的，而是被扼杀的。”罗马帝国的器质性病是经济。而这一器质性病不仅在罗马，而且在诸希腊化国家、古典希腊甚至更早的古代文明中都可以见到。它们都为生产率底下而折磨。生产率低下是因为在取得诸如冶金术、犁、轮子和太阳历这些核心发明的新石器时代之后，未能大大地促进技术的发展。
技术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似乎在于努力制度，奴隶制度是所有这些文明的普遍公认的组成部分。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曾经宣称，有些人生来是统治者，有些人生来是被统治者;如果后者拒绝接受预先注定的命运，那么像追猎的野兽一样追逐他们直至捕获，是“自然正当的”。
奴隶制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且是有害的。它使奴隶失去改进其所操作的传统操作方法的积极性;只要有大量的努力劳动力可获取，它也使主人丧失促进技术革新的动机。因而，有一时期，在罗马圣皮特罗广场树立一座尖碑时，虽然当时有位发明者提出一项可以大大方便竖碑的技术措施，但是皇帝为了不让奴隶们有空闲，宁愿让他们继续从事体力劳动。同样，水车虽然早在公元前1世纪就已为罗马帝国的东部行省所知道，可直到公元4世纪努力来源枯竭之时，才为罗马帝国所采用。
奴隶制度通过这些不同的方面，在实行平等主义的新石器时代之后的数千年中，不断地阻止技术革新。奴隶制度在经济方面也抑制了国内市场的发展，因为奴隶们显然无力购买自己的劳动成果，这就抑制了国内购买力的增长。
帝国结构上这些根本的缺点在一段时间里由于帝国扩张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量战利品、贡物、粮食和奴隶而得到掩盖。但是，在当时那样的技术发展水平上，帝国的扩张受到种种限制，这些限制是由后勤和交通方面的需求所决定的。罗马同中国一样，前进到一定程度，就再也不能前进了。那一限度一经达到，帝国疆界就固定下来，甚至开始缩小，从前隐藏的帝国结构上的缺点渐渐显露出来。
军队从前一直是获取奴隶和物质财富的有用的来源，而现在却成为沉重而不可避免的负担。同样，扩张时期肿胀起来的官僚机构，现在也到了收缩期，它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过度的支出导致最终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货币越来越变得毫无价值，在某些场合，又恢复到了物物交换。物物交换的趋势随工业不断向农村和外省传播而加速。工业传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帝国交通工具的恶化和奴隶供给量的下降，后者使发掘新的劳动力来源成为必须。工业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和大庄园意味着帝国在实行重新分配。而大庄园愈自给自足，帝国经济则愈分解为一个个自给自足的单位。
经济上的分散必然伴随以政治上的分权。随着贸易的衰落和国家岁入的减少，帝国大厦不再支持下去，并慢慢地开始崩溃。这一因素促使戴里克·君士坦丁不顾一切地努力以帝国的法令来支撑帝国大厦。但是由于帝国的疾病是“器质性的“，而非表面的，所以一切严格管制虽然起了维持、加强统治的作用，但最终还是没有用的。不过，严格管制并非帝国衰微的原因，而是试图阻止衰微的一剂无效的药。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言：“危机先于严格管制。”
因此，西罗马帝国“衰落“而东罗马帝国却没有崩溃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西部的经济不及东部的先进发达。意大利农业从未像中东肥沃的大河流域的农业那样多产。意大利的谷物产量平均不过是播种量的4倍。所以，中欧和西欧的沃土在中世纪的技术发展到能够有效地开发它们之前，只好耐心的等待。同样，西部的工业也发生的比较迟，普遍落后于东部的工业。因此，虽然整个罗马帝国是因“器质性病“而毁灭，但帝国的西部却最不坚固，首先屈服，而东部则又生存了1000年。
尽管西罗马帝国灭亡了，但它却也留下了丰富的遗产。最显而易见的是有形的遗产——圆形剧场、竞技场、庙宇、沟渠、公路和桥梁。还有就是语言方面的遗产——欧洲的罗曼诸语言。罗马法至今仍大量留存在欧洲和南北美洲许多国家的法律体系中。今日天主教会的组织和仪式也要大大归功于昔日罗马帝国的组织和宗教传统。最后，“罗马治天下平“曾带来两个世纪的相对和平和繁荣，从而留下一个代替希腊人的城邦独立原则的帝国统一的传统。在次以后的数个世纪里，正是这一传统激起全欧洲蛮族王公们争当大元帅、东罗马帝国统治者或沙皇的妄想和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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