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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当皇帝之前的工作就是武将，还是一员优秀的武将，在征讨过程中，他经常亲自出征，或者在 关键的战役上给予主帅战术建议。最高领导要做到这点，必须自己很内行，若是像蒋介石那样经常去指挥一个团的战斗，或者像宋太宗、宋真宗那样让主帅按照“阵图”去打仗，就犯了兵家大忌。
战争的人事安排上，赵匡胤做到了充分的放权，让主帅能够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同时，又能让主帅尽忠，在五代十国这样一个流行武将造反的时代，没发生过一次主帅造反的事情。王全斌攻下成都后政令昏庸，逼反了十几万川军，赵匡胤也能做到继续充分相信王全斌，没有让王全斌铤而走险反了大宋。
墨子说：“上君尽人之智，中君尽己之智，下君尽人之力。”用武将方面，赵匡胤完全做到“上君”这个标准，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大宋接下来的十七个皇帝都达不到这个高度。每攻下一个国家，赵匡胤必定优待国君和大臣，这给其他政权极强的心理暗示，几乎每个政权里都有愿意主动归降的大臣。南方还剩下的两个小国家：吴越和清源，甚至连皇帝也想着要投降。
经过十六年的切身体会，赵匡胤明白了东京为什么不是一个牢固的首都。一是东京没有天然的屏障，这对防守来说是很不利的，像北京这样三面环山，一面环水的地形更利于防守。二是由于没有天然屏障，只能派重兵把守，这消耗了国家财政大量的物资。离东京不远的洛阳，拥有很好的天然屏障，武则天曾在这里建都。赵匡胤想着要迁都到洛阳。自古迁都就是大事，一个王朝因为迁都失误而转向没落甚至灭亡，历史上的实例比比皆是。
那为什么赵匡胤要冒着这么大的风险迁都呢，除了客观的原因，还因为他要避开弟弟赵光义在东京发展的势力。本来，赵普很早就发现了赵光义私聚幕僚的意图，他和赵光义在大宋建立之前是好朋友，后来因为皇位继承人的问题发生了分歧，两人逐渐成为水火不容的两大政治集团。
两人的争斗，从不亲自出面，往往采取打击对方亲信的手法。一次，开封府判官姚恕奉赵光义之命拜见赵普。赵普恰好正在请客，门卫就没有及时通报。姚恕生气了，拂袖而去。过了一会，门卫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赵普，赵普慌忙派人去和姚恕道歉。
姚恕觉得自己有赵光义撑腰，仍然掉头不顾，对宰相的致歉毫不领情。赵普一贯是个小心眼，这次也怀恨在心，过了几天就借机把姚恕调到澶州做通判，相当于澶州市副市长，即使是赵光义出面挽留，赵普也不买账。几年之后，黄河在澶州决了口，赵普以姚恕通报灾情不及时为由，将姚恕暂首弃市，再投尸黄河，既打击了赵光义的气势，又出了口恶气。
而现在，赵普被罢免了，赵光义的势力集团一支独大。赵匡胤又很爱惜自己的弟弟，对赵光义的所作所为也采取了默然的态度。赵普罢相后一个月，赵光义进为晋王，位在宰相之上。柴荣继承养父郭威的皇位之前，官爵就是晋王。这个安排，似乎是表明赵光义就是皇位继承人。
之所以做这样的安排，表面上看来是因为赵匡胤的母亲杜太后。十五年前，杜太后得了重病，感觉自己不久人世，就问赵匡胤：“你知道自己为什么得天下吗?”赵匡胤做了一个标准的孝子式回答：“全是因为祖先和父母的功德。”杜太后说：“不是，是因为柴荣让一个小孩子当了皇帝(十一岁的柴宗训)，假如后周有年长的君主继位，你怎么能得到这个位置。”
杜太后还设计了避免宋朝也出现这种局面的方法：“你百年以后，应当传位给弟弟光义，光义之后，当传位于廷美(赵匡胤最小的弟弟)，廷美再传位于德昭(赵匡胤的大儿子)”这个考虑完全出于不立幼子做皇帝，而现在，十五年之后，赵匡胤的两个儿子已经成人。大儿子赵德昭，28岁，小儿子赵德芳，23岁，一直都没听说有失德的表现。按照中国历来的传统和大家根深蒂固的意识，赵匡胤应该传位给自己的儿子。
然而，赵匡胤一直都没有立太子，他担心赵光义的势力已经发展的很大。贸然立了太子，赵光义会成为一个不稳定的因素，不如先迁都，摆脱赵光义已经形成的势力圈，再立太子也不迟。赵光义明白迁都的“另一个”意义，极力阻止，赵匡胤终其一生也没能完成这个心愿。有一次，赵匡胤愤愤的说：“不出百年，天下的财力必 定为京城的防卫而耗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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