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历史小编知道读者都很感兴趣“尚方宝剑”：本是代表皇权的利器，为何也是君臣矛盾的制造者?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在周星驰电影《九品芝麻官》中，有这样一个片段：包龙星欲拿尚方宝剑直接将罪人正法，却被人揭发他的宝剑乃是明朝之物，而此时是清朝，所以早已没了法律效力。
尚方宝剑作为古代君权的象征物品，是真实存在过的。而且在明代，尚方宝剑还成为一种制度，多由皇帝赐给边将使用。
但是，尚方宝剑作为皇帝的化身，虽能给大臣立威，却也能起到反噬作用。在历史上，尚方宝剑成功扮演过君臣矛盾制造者的角色，堪称一把“双刃剑”。
尚方宝剑的黄金时代在明朝，但其起源却由来已久。“尚方”二字，起源于汉朝。当时，汉代宫廷器物上，往往标注“尚方”二字，以示此乃宫中专属。
而负责为宫廷打造御用器物的部门，名字就叫“尚方”，其主管名曰“尚方令”。大名鼎鼎的造纸鼻祖蔡伦，就曾经以中常侍的身份兼任尚方令。
在他的带领下，宫廷里的工匠们制造了许多精品，除了“蔡侯纸”，尚方宝剑也是在他的监造下淬炼而成的。
“中常侍蔡伦加位尚方令,监作剑即尚方剑。御用之器,臣庶不得私用。”(《后汉书》)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尚方宝剑虽然最初是皇家御用之剑，但除了规定不能被皇帝之外的人使用之外，并没有赋予其特殊的含义，直到一个名叫朱云的大臣出现。
汉成帝时，帝师张禹身兼丞相一职，但其人只知道曲意逢迎、溜须拍马，业绩上一塌糊涂、毫无作为。一个叫朱云的大臣看不下去了，于是找到汉成帝说：“臣愿赐尚方斩马剑，断佞臣一人，以厉其余。”(《前汉书》)
然而，当汉成帝知道朱云要杀的人是自己的老师张禹时，登时大怒，反而要斩了朱云。朱云抱着宫里的栏杆不放，侍卫拖拽他时用力过猛，竟然连栏杆也一起扯断了。最后幸亏其他大臣求情，朱云方才保住一命。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大臣请求皇帝赐尚方宝剑斩佞臣的例子，可是以失败告终，只留下了一个“朱云折栏”的典故。
在往后的历史上，也有许多君王赐给大臣佩剑、许以便宜行事的例子。
比如宋太祖赵匡胤命大将曹彬平定南唐时，“且以匣剑授彬曰：‘副将而下，不用命者斩之!’潘美等皆失色......彬性仁厚，故专任焉。”(《宋史》)
这里提到，赵匡胤将自己的剑给了曹彬，授予他斩杀副将及以下所有将士的权力，但此剑是否就是尚方宝剑，却没有明确提及。
在宋朝的军事百科全书《武经备要》中也提到：“本朝之制，大将每出讨，皆给御剑自随，有犯令者，听其专杀。”
但是，以上皇帝所赐之剑是否名为“尚方宝剑”?在历史上却没有明确记载。
尚方宝剑真正成为皇帝赐予大臣专断之权的象征，始于明朝后期。
万历二十年，即公元1592年，蒙古人拜背叛明朝，他攻陷中卫、广武、玉泉营、灵州，连陷河西四十七堡，自称宁夏王。万历皇帝派魏学曾出征平叛，并“赐学曾尚方剑督战”(《明史》)，魏学曾收复了河西四十七堡，可惟有宁夏城迟迟不克。
万历皇帝于是将魏学曾革职查办，又命令叶梦熊接替，“亦赐尚方剑”。叶梦熊到前线后，放水淹城迅速剿灭了叛军。
叶梦熊平拜之乱，是“万历三大征”之一，而在“三大征”中的另外两场战役“朝鲜之役”和“播州之役”中，尚方宝剑同样发挥了它的威力：
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万历皇帝以兵部尚书总督蓟辽邢玠发兵朝鲜，同时“发帑金犒军，赐玠尚方剑，而以御史陈效监其军。”《明史》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前往播州平叛的李化龙也是“请上方剑”以强化自己的权威，而万历也是“赐剑，假便宜”，历时百余天就平息了叛乱。
尚方宝剑在“万历三大征”中起到了如此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后来使用更加频繁，而且逐渐制度化。
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万历皇帝派遣熊廷弼出任辽东经略，同样是“且赐尚方剑重其权”，比且还“特赐麒麟服一，彩币四，宴之郊外。”(《明史》)由此可见，尚方宝剑在明朝后期越来越被皇帝所重视，也往往能在战场上发挥奇效。
但是，它也并非是万能的。在明末一起著名的边将“火并”事件中，它就起到了反噬作用。
皇帝赐予大臣尚方宝剑，理论上讲，等于是赋予了大臣代表皇帝的权力，他们可以持剑直接诛杀其他官员、百姓，而不需要经过司法程序。
但这样做有两个前提。第一，赐予尚方宝剑一般是在战场上严肃军纪使用的，而在其他场合不能滥用;第二，尚方宝剑并非可以斩杀任何臣子，其适用范围是：
“巡抚不用命，立解其兵柄，简一监司代之。总兵不用命，立夺其帅印，简一副将代之。监司、副将以下，悉以尚方剑从事。”(《明史》)
也就是说，持有尚方宝剑，只可斩监司、副将以下的官员，而对于巡抚、总兵一级的干部，是不能适用此剑的，需要皇帝亲自定夺。
然而，有一个人却在明末坏了这个规矩，他就是蓟辽督师袁崇焕。
《明史》记载，崇祯元年：“大学士刘鸿训等请收还(王)之臣、(满)桂尚方剑，以赐崇焕，假之便宜。帝悉从之，赐崇焕酒馔而出。”
当时，辽东形势危急，而袁崇焕提出了“五年平辽”的宏伟计划，让崇祯颇感振奋。但袁崇焕表示自己远在边关，难免朝中有人嫉妒中伤他。崇祯皇帝为打消他的疑虑，接受刘鸿训的建议，赐给其尚方宝剑，授予便宜行事的大权。
袁崇焕到辽东以后，就先对官至东江镇总兵、历仕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的宿将毛文龙下手了。
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袁崇焕到皮岛与毛文龙谈判无果后，命人绑了毛文龙，并当场宣布其“十二大罪状”，而后请出尚方宝剑，说：“臣今诛文龙以肃军。诸将中有若文龙者，悉诛。”
然后，他“遂取尚方剑斩之帐前。”毛文龙手下数万悍卒，“惮崇焕威，无一敢动者。”(《明史》)
令人吊诡的是，被杀的毛文龙，实际上也是尚方宝剑的持有者：
《明熹宗实录》记载，“天启三年二月(十七)丁丑 赐平辽总兵官毛文龙尚方剑，加指挥佥事。”
《明史》中也有“遂授文龙总兵，累加至左都督，挂将军印，赐尚方剑”的记载。
然而，袁崇焕未经请示崇祯皇帝，就斩杀了另一位尚方宝剑持有者，而且其职务还是总兵。
袁崇焕的擅自行事，让崇祯皇帝对其极其不满，这为其日后被杀埋下了隐患。崇祯三年八月，袁崇焕被磔杀于市，兄弟妻子流三千里。
明末两位尚方宝剑的持有者，均落得悲惨结局。
结语：尚方宝剑由皇帝的御用刀剑，慢慢发展成为皇权的象征，被用来授予亲信，诛杀不良官员，并在明末的几次战役中大放异彩，成为皇帝们制度化的激励措施。
但是，尚方宝剑只是皇帝授权的象征，臣子凭借自己的自由意志随意使用却是不行的。
明末出现的尚方宝剑“反噬其主”现象，归根结底，就是因为被授剑的臣子，想要持剑便宜行事，却侵犯了皇权，动了皇帝的“奶酪”，最终导致其悲剧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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