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趣历史小编给大家带来秦始皇的故事，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众所周知，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自称“皇帝”的封建统治者。作为皇帝制度的开创者，秦始皇以身作则，为后世历代帝王树立了一个勤于政务的好榜样。不过很少有人注意到，雄才大略的秦始皇之所以拥有后世帝王难以望其项背的政务处理能力，其实与他过人的阅读速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秦始皇阅读量及速度的量化

　　太史公司马迁在其所著《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完成一统六国伟业的秦始皇专权独断，认为自己身为古今第一任皇帝，天下行政事务无论大小都应由自己亲自裁决，他甚至用“衡石”规定自己每日处理的文书数额，不完成每日定额决不休息。南朝史学家裴骃在《史记集解》对于“衡石”这一名词做出了相关解释：“石，百二十斤。”唐代学者张守节所著《史记正义》则写道：“衡，秤衡也。言表笺奏请，秤取一石，日夜有程期，不满不休息。”由此来看，“衡”是古代的一种计重装置，类似于今天的天平，各地博物馆中的秦朝铜权、铁权等物，其实就是用于“衡石量”。而“权”不可以简单地将其误解为秤砣，它们实际上类似于天平所用砝码与作为天平的“衡”相匹配使用。

　　秦始皇每天处理文书的定额称之曰“呈”或者“程”，据张守节《史记正义》所载，这一定额就是“秤取一石”，后人大都认同他的分析。我国史学大家范文澜先生曾在《中国通史》中写道：“秦始皇规定一天看章奏(竹简)一百二十斤(秦一斤合今半市斤)，不看完不休息。”按此，“以衡石量书”应当理解为用“衡石”为文书测重，“书”，即奏章竹简，每次称量时没有定量，但最后一定要达到每日批阅的定额。

　　按照古人“秤取一石”的理解，“石，百二十斤”，秦权一斤单位量值在250克左右，所以说“秦一斤合今半市斤”。通过科学计量，现代发现带有自重刻铭的秦权实物，质量平均为257克，秦始皇每日批阅“百二十斤”的奏章竹简，相当于今天的30.8公斤。邢义田先生曾考据书写《史记》竹简总重量平均数为51.015公斤，若秦始皇批阅文书同样是用每简38字的固定格式进行书写，那么“石，百二十斤”的篇幅可以写就31.79万字。也就是说秦始皇“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每天必须处理的政务“书”(奏章竹简)竟超过30万字，这一惊人数据不得不让我们佩服始皇帝的阅读量。

　　二、秦始皇阅读速度的真实性及对比

　　那么这一阅读速度到底是不是夸张描述呢?事实上，秦汉时期，关于惊人阅读速度的记录并不在少数，东汉末年的张松也有这一本事。丞相曹操会见益州牧刘璋派出的使节张松时，未予礼遇，为打压才高气大的张松，丞相府主薄杨修将曹操所撰兵书《孟德新书》拿出向其展示，“松晏饮之间一看便暗诵”。此类故事在《太平御览》和《艺文类聚》等古代文献中被视作“强记”之事，并当作记忆力奇佳的典范进行宣传，宋人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下据此称张松为“世俗命强记者”，能在宴饮之间就能读完背出一部新编兵书，无疑彰显出张松阅读速度之快，而这也与秦始皇“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的情形有所相似。

　　将秦始皇与汉武帝的阅读速度进行比较，结果又是如何呢?虽说“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浩瀚史料中对于秦始皇的“文采”记载尚不充分，然而与秦始皇并列的汉武帝，自身文治武功并不弱于其他开国之君，因此其阅读速度应快于普通的皇帝。当然，为证明子渊所说非虚，还是有必要纠正一下大家的既有成见，谈谈汉武帝到底多有“文采”。

　　据班固《汉书·武帝纪》所载，汉武帝一生属于“雄才大略”，但其未能继承“文景之恭俭”，而汉代史学家对于武帝武功，除了“举其俊茂，与之立功”中有过“立功”二字外，再也没有其余评价。按照清代文人赵翼所言“是专赞武帝之文事，而武功则不置一词。”汉武帝在文化建设方面确实取得了显著功绩，历代学者对于其“文采”也多有赞扬，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四“汉帝多自作诏”一条，说到“汉诏最可观，至今犹诵述”，文辞“可观”，古今“诵述”的诏书中，有的是“天子自作”，赵翼所举首例就是汉武帝，这也是班固“号令文章，焕焉可述”的表现之一。《文选》收编有多种文体著作，其中“诏”一类只收录了两篇，它们无不是汉武帝所作，从这来看，武帝晚年“深陈既往之悔”，沉痛检讨自己一生政治过失的“轮台诏”，自然不是他人执笔所代写。

　　《汉书·艺文志》对于“赋”这一特殊文体，也写道“上所自造赋二篇”，唐代史学家颜师古认为这里所说的“上”即是汉武帝，《隋书·经籍志四》著录“《汉武帝集》一卷”、《旧唐书·经籍志下》和《新唐书·艺文志四》著录“《汉武帝集》二卷”。历经数百年时间的检验，武帝著作仍能得以保留，自有其值得肯定的文学价值。纵观秦汉时期众多帝王，也仅有汉武帝一人荣获如此嘉誉，《文选》卷四五则收录了署名“汉武帝”的《秋风辞》：“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携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全篇字句楚风饱满，因此有人称“汉武帝《秋风辞》足迹骚人。”也有学者认为 “七言起于汉武《柏梁》诗”，即汉武帝开创了“七言诗”这种新诗体，若果真如此，武帝“文采”方面的功绩着实过人。

　　对于这样一位接近于“辞赋家”的皇帝而言，其阅读速度实在令人好奇。据《史记·滑稽列传》记载：“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胜之。人主从上方读之，止，辄乙其处，读之二月乃尽。”大儒东方朔入京，呈送给武帝三千奏牍，这些竹简两个内侍一起才勉强抬动，而汉武帝每次中止阅读时都进行了认真标记，下次再从标记处续读，一直阅览了“二月”方才尽数读完。东方朔“用三千奏牍”，据后人分析，如果不是用牍而是用简，三千竹简大约重9491.825公克，即9.5公斤左右，若是东方朔用较简为宽的木牍，三千木牍的重量则要多上好几倍。假设以东方朔竹简重9.5公斤为标准，参照邢义田先生测算书写《史记》竹简重量51.015公斤这一数据，东方朔上书字数应为《史记》的18.62%，也就是9.8万字左右，汉武帝阅览完这些文字用了两个月时间，平均每天阅读量不足1700字，这固然与汉武帝政务繁忙有关，但仅看东方朔上书“读之二月乃尽”的轶事，也足以说明汉武帝的阅读速度了。

　　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则是同样日理万机的秦始皇。按照先前所说，秦始皇每日处理公文的定额超过30万字。当然，秦始皇“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处理的大多是军政管理等日常政务，汉武帝每天也会进行这样的常规性工作，他阅读东方朔“奏牍”事实上只是在“业余”之时读“闲书”，而且汉武帝阅读东方朔奏牍十分认真“读之，止，辄乙其处”，而秦始皇处理公务肯定会有主次、重轻、详略之分，秦始皇即是身为皇帝，“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但也不可能对各地所有上奏文牍都一一详尽研读。

　　三、秦始皇的阅读速度是否为诽谤之辞

　　另外，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太史公司马迁的记载到底能不能完全确信。《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的“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这段话，其实是出自反对秦始皇的方士之口，司马迁如此记述：“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于是乃亡去。”司马迁涉及秦始皇公文阅读速度的记载，与其对于始皇暴政酷刑的批评内容相邻——侯生、卢生逃亡后，方士的背叛激起了始皇暴怒，始皇驳斥曰：“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方士们所说“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是对于秦始皇的“诽谤”之辞呢?

　　在学术界主流看来，秦始皇所谓“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应当指代“专任狱吏”、“乐以刑杀为威”、“不闻过而日骄”等指责，以现有史料分析，我们无法将“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等话语归结为对秦始皇“不德”的批评，也就不能将至判定为“诽谤”性语言，况且勤政对于任何一位统治者而言都应当是美誉。所谓“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事实上是对秦始皇行政风格的客观性描述。这与秦始皇琅邪刻石自我标榜所谓“皇帝之功，勤劳本事”，“忧恤黔首，朝夕不懈”、“细大尽力，莫敢怠荒”等说法大致符合。稽刻石所谓“皇帝并宇，兼听万事，远近毕清;运理群物，考验事实，各载其名;贵贱并通，善否陈前，靡有隐情”的记载，是秦始皇穷尽一生所追求的政治目标，而要想达到这一境界，则必定要勤于政务，大量批阅奏牍了。

　　我们应当承认，秦始皇虽推行严刑酷敛、文化专制等暴政，本身也有种种政治失误，使得“百姓怨望而海内畔”，上演了“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但也必须肯定秦始皇是中国古代众多帝王中最为勤政的典型之一。即使他处理政务时也许只是选择性批复，或者大致浏览，但以31.79万字的总阅读量和以“日夜”在御案上工作12小时计算，秦始皇每小时过目的文字数量平均也在2.65万左右，如此巨大的工作量必然导致其劳累过人，所谓“朝夕不懈”、“莫敢怠荒”绝对不是虚言。秦王朝行政的峻急节奏，或许也正是秦始皇这一最高统治者所兴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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