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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16世纪，当欧洲各国通过航海大发现，忙于建立遍及全球的殖民体系，扩张实力、掠夺财富的同时。在遥远的东方，历经两百年发展的明王朝，面对国内极为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随时有着被倾覆的可能。

　　1572年，当十岁的神宗皇帝被张居正扶上皇帝的宝座时，看着懵懂的万历小皇帝。得到李太后和司礼监太监冯保全力支持的张居正，希望通过一次改革力挽狂澜，力图挽回明朝衰败的态势，张居正有着改革的决心与能力，但他却忽略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实力，为他的改革最终失败埋下了隐患。

　　困顿的明王朝

　　张居正，这个出生于湖北江陵的军户子弟，自幼便以神童之名声名远播，10岁即通读四书五经，12岁中秀才，16岁中举人，因才能出众，在明穆宗时期就颇受信任，穆宗死后，委命张居正等三大臣辅佐年幼的万历皇帝。此时，担任内阁首府，首握要权的张继正非常清楚，他面前这个看似庞大的明王朝早已经千疮百孔，只在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才能加以挽救。

　　在张居正看来，明朝存在着五大隐患，分别是：

　　1.宗室尾大不掉;

　　2.无可用之人才;

　　3.官员考核无据;

　　4.军备涣散不堪;

　　5.财政入不敷出。

　　而财政入不敷出，则是各种矛盾的聚焦点，也是改革的当务之急，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严重的财政危机?，其根源在于三个方面，

　　第一，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国家赋税入不敷出

　　明朝中期之后，土地兼并发展迅猛，大量民田被皇亲国戚及官僚地主所侵占。皇庄、王庄遍及京畿，地方上官僚与地主豪强也跟风兼并土地，侵夺民产。一时间，不论是有爵位的勋臣，还是大内派出的太监，亦或是有功名伴身的豪绅，纷纷抢占土地，各类庄田不断扩张，土地高度集中，百姓苦不堪言。

　　与此同时，夺得大量土地的贵族官僚们，由于享有无需纳粮交税的优免权。在兼并土地之后，利用特权虚报田数逃税，这也就造成了明朝的土地被兼并的越来越多，而国家的税收却越来越少。

　　到了万历初年，全国田赋收入比明朝初期整整减少了一半，对于以田赋作为主要财政收入的明朝来说，纳税田的数量减少，直接导致了财政收入日益缩减，但庞大的皇室及行政机构开支有增无减，以及官员的贪污和浩大的军费，都极大的加重了明朝财政入不敷出的程度。

　　第二，人口流失，可控人口急剧减少

　　随着官僚地主兼并土地的愈演愈烈，明朝实际控制的人口也开始不断减少，大量农民纷纷破产，或流亡荒野他乡，或卖身于豪强为奴。

　　以至于，明朝建立之初，全国户口总数尚有1600多万户，但是到了弘治四年(1491年)全国仅剩下900多万户，明朝控制的人口数量大量减少，相应的也会导致土地荒废、赋税和徭役的征发困难，必然会加重明朝财政及经济发展的困境。

　　第三，赋役不公，百姓负担沉重

　　明朝的赋役制度，是沿用前朝的两税法、田赋有夏税和秋粮之分。役法有里甲、均瑶、杂泛，所以赋税和徭役是分开的。税是按田亩数量进行征收，对象是田。徭役征发的对象是户丁，这中赋役的征发方案，理论上是公平的。

　　但是，自嘉靖、隆庆之后，官僚豪绅们在拥有优免定额的权利以外，还运用各种舞弊的手段，逃避赋役。一般他们会买通胥吏，用“飞洒”，“诡寄”等方法，巧妙规避，逃脱赋役责任，而将繁重的赋役转嫁到贫苦的百姓头上，以至于出现了“富者田广而赋役轻，贫者田狭而赋役重”和“有有田而无赋者，有有赋而无田者”的情况。造成赋役严重不均的现象。

　　在上述因素的恶性循环下，明朝的社会经济危机和政治统治危机日益凸显，国困民穷的现状逼迫着明朝开始寻觅改革自救的办法。

　　张居正推行改革

　　正是基于以上种种困境，迫使明朝不得不作出改变。这时成为内阁首辅的张居正，为了巩固明朝的统治，振兴国家财政，决定发动一场自上而下的变革，力图推行以“一条鞭法”为核心的财政改革，但在这之前，他需要先整顿明朝早已腐朽的吏治。

　　吏治先行

　　在张居正看来，明朝自嘉靖以来，政府的腐败和官吏的因循守旧情况极为严重，大臣的奏章，各衙门的公文，每天都充塞这这个庞大的行政体系，但解决问题的效率却极为低下。

　　张居正很清楚要解决这种运转不灵，缺乏效率的官僚体制，势必会触动各级官员的既得利益，阻力必然不小。但他更清楚的知道，整顿吏治刻不容缓，只有吏治有成，他的经济改革“一条鞭法”才能真正的实行。

　　为此，张居正在万历元年(1573年)六月，即开始实行“考成法”。“抚按考成，奏章每具二册，一送内阁，一送六科，抚按延迟，则部臣纠之。六部隐蔽，则科臣纠之。六科隐蔽，则内阁纠之”。张居正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行政审批监督系统，层层制约，随时考成，极大的提高了对中央及地方各级官吏的管理效率。

　　当时，每逢考核地方官的“大计”之年，他都强调要秉公办事、实心为民的官员列为“上考”，专靠花言巧语，谋取信任的官员列为“下考”，对于那些缺乏办事效率的冗官进行全部裁撤。

　　同时，他采用“能办国家事，有礼于君者，即举而录之”的选人标准，打破常规，选拔了一大批有才干的官吏，根据他们每个人的特长，委任重要职务。如王崇古、李成梁、戚继光、潘季驯、张学颜、李渐庵等各方面的人才，为张居正的改革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清理逋赋，追缴欠税

　　当政治领域改革初见成效后，张居正开始深入到财政经济领域的改革，矛头直指以权谋私的官僚和豪绅地主势力。

　　当时明朝官员为增加赋税的通行做法是直接向百姓进行摊派，而不敢向权贵追缴他们偷逃的欠税，因为这些豪强权贵无一不是具有极强的政治影响力，对他们追缴欠税，往往税还未追到，乌纱帽就已丢了，因此大多不了了之。

　　张居正提出对官员“以钱谷为考成”的主张，凡是追缴欠税不力的官员，都要受到批评、调离或撤职的处分，以追索田粮评定政绩，迫使官员打击不法权贵，使贪官无处藏身。

　　清丈田地

　　当然，考成法只能解决一部分欠税的问题，大量的瞒田逃税和税役不均才是财政改革的重点，但这需要从赋役制度上加以变革，而清丈田地则是这一变革的基础。

　　万历五年(1577年)十一月，在官僚地主一浪高过一浪的抗议声中，张居正通令清丈全国田地，彻底清查被皇亲国戚、勋臣豪强及各级官僚所兼并隐瞒的土地。

　　在处置了一些抵制侵占的勋贵、官吏之后，万历十年(1581年)清丈全国田地的工作基本完成，在这三年间共查出漏税土地八十余万顷，清丈工作沉重打击了违法的权贵地主，迫使他们交出欺瞒的田亩，或者按照实际田亩数额缴纳赋税，从而扭转了明朝财政亏空的局面。

　　在赋税不均的现象初步被纠正后，张居正将甘洋、海瑞等人实行的一条鞭法，推行至全国。将赋役进行合并，把徭役摊入田亩中与赋税、土贡方物一同合并征收丁银，改变了以往征收实物的赋役征收方式，并规定了税银有官方征缴，杜绝了里甲、胥吏对百姓的盘剥，显著的缓解了百姓的负担。

　　改革成功，万历新政起

　　经过张居正十年改革，明朝出现了政令统一，国库充盈的新气象，史称万历新政。对于改革的成效，清代历史学家张廷玉曾评论到：

　　“自是，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

　　换言之，改革使明朝重新展现了强有力的政府机制，从这一点来说，张居正以首辅一人之力挑战既得利益集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人亡政息，悲剧收场

　　1582年，张居正因病去世，令人意料不到的是，悲剧在其去世仅仅半年之后，就迅速上演。反对张居正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制造了强大声势，将张居正改革时重用的人通通罢免，同时将曾经反对过张居正的人恢复名誉和官职。

　　甚至于，一直对张居正尊崇备至的万历皇帝，在张居正伟岸的身影之后渐渐长大。年轻的万历皇帝急需证明自己是具有亲政能力的帝王，他早已厌烦张居正的说教，对自己这位关怀备至的老师，也出现了极大的转变，在既得利益集团污蔑、构陷的虚假证据之下，万历皇帝选择了全盘否定张居正的改革政绩，并下诏认定张居正多项罪名。

　　最为凄惨的是，张居正的弟弟及儿子不是自尽就是被发配从军，全家十几口人在抄家时竟被官府关在室内活活饿死。

　　张居正改革，即整顿了税收，解决财政危机，又缓和了明朝的内部矛盾，挽救了行将崩塌的明王朝。但是由于此时的明朝经过两百年的发展，守旧的既得利益集团势力十分强大，即使张居正在一时获得了改革的强权，但由于其改革过于刚直，一刀切的改革手段触动了众多豪强权贵的利益，遭到了他们的坚决抵制，而这些人的利益往往又和皇权相伴生。即使他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为明王朝续了命，但是只要旧制度下的利益集团——官僚、宗室成员、地主的存在，任何改革终究只有失败的可能，而明王朝的灭亡也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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