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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诸皇帝中，如果要说勤政的话，大概只有朱元璋、朱棣和崇祯三人了。朱元璋不用讲，自从登基后起早贪黑，没日没夜的为国事操劳，崇祯帝虽也是殚精竭虑，无奈时运不济，落下亡国之君的结局。剩下的明成祖朱棣不失为一位有雄才大略又终日勤政的皇帝。
朱棣自四十四岁登基，到六十五岁死于征途之中，一共当了二十二年的皇帝。如果没有雄才大略和终日操劳的勤政风格，朱棣是不会夺嫡成功并创建“盛世”的。有一个数字可以佐证，那就是朱棣在位二十二年，有十二次生日是在出巡和征战中度过的。
朱棣继位时已是中年，体力和精力都不能与作燕王之时相比，但他依旧每日清晨四鼓起身，批阅奏章。早朝之前，全盘考虑应该处理的朝中大事。上朝之时，有条不紊地令群臣办理。视朝之暇，也不休息。他常常在夜深人静时，秉烛独坐，批阅州郡图集，静思熟记。但是事情实在太多了，难免会忘却，本来晚上想好的事，到早晨却忘掉了。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朱棣建立记录制度，他告诉近臣说：“朕以一人之智，处万机之繁，岂能一一记忆不忘?一一处置不误?拾遗补过，近侍之职，自今事之丛脞者，尔等当悉证之，以备顾问，所行有未合理，亦当直谏。”
从此，凡有要办之事，他当即记录下来，有时睡至半夜，忽然想起一些办理未妥的事，也立即起身，唤人记录下来备忘。若碰上没有处理好的事，常常会搅得他彻夜不眠，弄得近臣也没有办法。就这样，朱棣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勤持政务。
大臣们担心皇帝过度操劳，都想让他在上午散朝后休息一下，朱棣却告诉他们不要考虑中午疲倦，“盖朕有所欲言，亦欲及时与卿等商榷。”有时下午同内阁大臣议事时间过长，侍臣们劝他歇息，朱棣则说：“朕常在宫中周思庶事，或有一事未行，或行之未善，即不寐至旦，必行之乃心安。积习既久，亦忘其劳。”
朱棣勤政，不仅裁决国家大事，而且事无巨细，一概过问。就如官吏升贬、人才选择、刑狱决断、兵丁训练、军人调拨、农田灾害、海塘修治，诸如此类的事情他都关心。这大概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皇位得来不易，唯恐有所闪失。
永乐九年(1411年)二月的一天，朱棣正在右顺门看奏牍，精神过度集中，御案上一个镇纸金狮被碰到案边，险些掉在地上。站在一旁的给事中耿通连忙上前将金狮往里面移了移，朱棣这时候才发觉。也许因为刚刚阅读奏疏思索国家大事的缘故，立即同刚才的事联系在一起，“一器之微，置于危处则危，置于安处则安。”他指着那尊镇纸金狮感叹道：
“天下，大器也，独可置之于危乎?尤须安之。天下虽安，不可忘危，故小事必谨，小不谨而积之，将至大患;小过必改，小不改而积之，将至大坏。皆致危之道也。”
正是为了天下这一“大器”，朱棣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处处勤谨，求天下之治。每每下朝归宫，他就把《大学正心章讲义》反复读上九遍，特别欣赏其中静心寡欲的道理，认为做皇帝的尤其不能有所好乐，一有好乐，泥而不返，则欲必胜理。如果能做到心静而虚，事来则应，事去如明镜止水，自然完全符合天理。对于这一点，朱棣经常默坐静思，以管束欲心为切要之事。
正因为成祖朱棣万机躬亲处理，夙兴夜寐，不知疲倦，臣僚们也就与之同甘共苦了。据史书记载：永乐时期，百官的休息日只有每年元宵节前后的正月十一日至正月二十日，共计十天时间，而且这个规矩是从永乐七年(1409年)正月开始的。这一年正月十一日，朱棣下诏，曰：
“太祖开基创业，平定天下四十余年，礼乐政令，都已备具。朕即位以来，务遵成法。如今风调雨顺，军民乐业。今年上元节正月十一日至二十日，这几日官人每都与节假，著他闲暇休息不奏事。有要紧的事，明白写了封进来。民间放灯，从他饮酒作乐快活。兵马司都不禁夜巡，著不要生事搅扰，永为定例，凭官人每更要用心守著太祖皇帝法度，爱恤军民，永保富贵，共享太平。钦此。”
那么，永乐当政的前七年，百官是怎么休息的，我们不得而知。想来也是不避寒暑，操劳了一年又一年。但自永乐七年后，大明朝官员的休息制度也被确定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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