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不理解中国人为何执着于“认祖归宗”?接下来跟着趣历史小编一起欣赏。

　　一提“炎黄子孙”，几乎所有中国人(包括旅居海外的)都知道，那是自己作为“中华民族”一分子的代名词。

　　那么，“中华民族”，又指什么呢?

　　好像，这问题没意义。可能，见到这问题，大把人会泼粪过来，把能想到的表达鄙夷和不齿的辞藻，都毫不吝惜地赏给笔者，以彰其情怀、正义、有知，还有聪明。

　　而其实，可能、很可能，相当多有情怀、有正义并且“有知”的聪明人，还真未必清楚，“中华民族”作为专用词汇，跟“炎黄子孙”相仿佛，都是在晚清以来的近现代，才“成熟”且“叫响”起来的。

　　(一)岌岌可危下的民族情结重组

　　“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是十九世纪后半叶“海外华人”组建“兴中会”的纲领辞最前8个字。兴中会，后来演变成同盟会;同盟会，可以认为是国民党的基础前身。

　　在兴中会的时代，“中华”这个概念，由旅居海外的“大清子民”及其后裔提出，带着倾覆满族统治、回归汉民族文化与政治本源的意图。这里面所包含的民族间芥蒂，在今天，早已不存在，且不宜在今天细数，所以跳过。

　　能说说的是，当时处于满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华大地”，饱受西方列强侵辱，满清统治集团历经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终是积重难返、无力回天。于是，几乎所有对这个国家具有责任心、对其主体民族即汉民族的处境和前途忧虑的人，都在思考、追寻拯救之法。

　　这时，出现了一个严肃且无法回避的考问——拯救谁?拯救什么?

　　废话吗不是，当然是“救国救民”啦!

　　对!没错——救国救民。但，“国”为何?“民”又是什么范围?

　　是大清国及其子民么?肯定不是大清国;其子民，也似乎排斥了海外华人，还掺和进了些许龙旗下的“非我族类”。那……那是——中华、中国;和，中华民族、炎黄子孙!

　　中华或说中国、中华民族和炎黄子孙，一组古老但恰合时宜的答案，就这样，以几乎前所未有的正式和光耀，登上了近现代民族独立自由奋争的大舞台。

　　自此，从来作为“大汉”、“大唐”、“大宋”、“大明”甚至“大清”的“别名”的“中华”，跃升成了这个国家的最概括、最崇高的名字。中华民族、炎黄子孙、中华儿女，也就成了这个高度广义的国家概念之下所有相关人的总称。

　　“大清”退后，甚至被感性地忽略。

　　甚至“大明”及再早的大这个大那个，也都成为了无法“返回”的“过去”。

　　而现时，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交叠时候疮痍满目的现时，拯救与自救，需要、须要，基于传统、古老归属信念的民族情结的重组，以形成足可以重新振作的凝聚力!

　　这份凝聚力中，最具温情和“溯源”意味的词汇，便是“炎黄子孙”。

　　(二)炎黄子孙的本意及其信仰化

　　字面上讲，炎黄子孙，指的是炎帝(神农氏)部落和黄帝(轩辕氏)部落的后裔。

　　生发于今陕西关中和中原地区的炎帝、黄帝部落，在传统概念中，被认为是“华夏”族群的祖先;而“华夏”族群，则被认为是“中国”的基本生发源。

　　这种认识，传承到大约公元前十一世纪中叶，由“敬天崇祖”的周王朝，以“礼制”和“宗法”，施予了血缘式(父系)的、普遍的放大与固化，从而构成后世绵延数千年的“敬祖”情结。

　　对被称为“炎黄子孙”的我们来讲，祖先、列祖列宗，是最主要的崇拜对象，其地位至少跟“诸神”平齐，甚至更高。

　　亦即：我们把“都是一个老祖先”的概念，从简单的生理内涵，升级到了社会性的理念。

　　在这样的理念下，我们一代代往前捯，终究会“靠上”炎帝或黄帝;至少，我们认为是会能“靠上”的。而这种“靠上”，之于我们在这片土地上的“合理存在”及“合理延续”，有着身份验证式的重要性。因而，我们比世界上绝大多数其他民族，特别是“敬神”的那些，都更注重“认祖归宗”。

　　认祖归宗的情结，在需要凝聚、重新凝聚、放大地重新凝聚的时刻、时代，就近乎自然而然地升华成为信仰级的抽象概念。

　　由是，可以说，今天我们说的“炎黄子孙”，在含义上，是高度抽象化了之后的认祖归宗情结的体现，跟这个词汇原本的字面本义，已经是有很大差别了。

　　(三)历史上的民族融合与迁徙

　　在被我们称“中华大地”的这片广袤土地上，古往今来，不断发生着民族融合和族群迁徙——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们相互通婚，基于生产生活和资源交流(贸易)需要的人口流动，至今仍在进行，并且因为资讯、交通的日益发达，效率更高、范围更广。传统宗族式的血缘牵涉，在几乎从不停顿的融合和迁徙中，早已历经万千变化;血缘的交融、离析，也已经到了只能通过DNA检测才能抓到一些重合度的程度;说谁是“正宗”的“炎黄子孙”，很是矫情，也大抵很难有确然的答案。

　　但如果细心点儿非矫情一把，也不是一点儿影子找不到。

　　近的不说，就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那时候前溯，一直到炎黄紧后的遥远“华夏”时代，由远及近，在这片土地上，至少发生过四次大规模、较密集的民族融合。

　　第一次发生在公元前十二世纪到九世纪的“商末周初”。

　　由于追求包括生产资料和人口在内的各类资源的平衡、改朝换代、新政权谋求稳固和谐等多方面因由，在这个时期，传统的“华夏”民族，吸纳、兼容了诸多当时被称“戎狄”、“化外”的部族，构成更大更新更富于生机活力的部族集群。

　　可以说，在这个持续了三百年左右的事件中，古老的“炎黄子孙”概念，就已经被从血缘上打破了。期间，甚至稍早，有些原本“正宗”的部族，因各种原因，反而迁徙去了很远的地方，因而游离到了新的融合的民族集群之外——三星堆文化的缔造者、今中南西南山区一些留有相关中原古老传说的少数民族的祖先，就很可能是他们中的一部分。果真如是，是不是可以说，他们，从血缘上讲，反倒比生活在中原的人们，更会“靠上”炎黄老祖先呢?

　　第二次大融合，发生在魏晋后期的“五胡乱华”时代至唐初的数百年间。

　　这个是在中学历史教材上有说的。融合的“主体”，可以认为就是前一次融合过后逐渐形成的“汉民族”;而被融合者，则主要是北方和西北方的游牧民族。

　　这些被融合的民族，血缘上讲，大多跟古老的“华夏”部族没啥关系;但在这次大融合中，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几乎完全在思维和生产生活方式上，被“同化”于了汉民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曾经十分强大、建立过很辉煌国家的鲜卑族。别说今天，就是在“驱逐鞑虏，恢复中华”那阵，甚至更早，都已经完全追溯不到他们的“独立存在”了。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民族大融合，很大程度重叠了中心国家(即“中国”)核心的农耕产业由“粟作”向“稻作”的华丽转身。传统的“汉民族”中一些群体、群落，随着这个华丽转身和一些其他原因，向南迁徙，形成今天江南、东南的人口主力。这次融合过后，可以说，江南、东南地方的人，相比中原和北方人，更是“汉民族”的“正宗”。

　　第三次民族融合，相比前两次，比较“一边倒”地发生在宋末、元朝到明初的时期。

　　蒙古帝国的崛起，打破了之前的民族分布格局，随着南宋的灭亡和紧后的元朝推行的人口等级制度，大批宋朝遗民，流落到东南沿海地区，很大程度保留了宋及以前“汉民族”的文化、习俗，还有血统，构成今闽南潮汕地区的人口主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大抵认为，今天闽南潮汕地区的人，相比其北方其他地方的人，可能更保留了两宋主体民族的血统。

　　第四次民族融合，就比较近了，主要发生在清朝中早期。

　　作为“异族”，满清统治者，极大接受了元帝国的教训，在经历了最初阶段短暂的对立过后，很快就主动融合于汉民族;在国家稳定、政治和谐方面，可以说呈现了积极效应;及至清朝中期，尤其在北方，满汉一家，已成常态。

　　在这个阶段，由于满清统治者在初期的一些做法的“后遗症”、文化传播与交流、物资与生产的分布等多重原因，长江以南，相比长江以北，融合程度较低，更多保留了明朝以来的汉民族特制。不过，到了这时节，血统可能已经不在主要了，更多的保留，是在意识形态方面。这也大概就是为什么，最初发起对抗甚至试图倾覆满清统治的力量，多发源于南方。

　　(四)当代中华大家庭和“炎黄子孙”的广义外延

　　历经前述四次民族融合，可以说，“炎黄子孙”的概念，在生理的血缘方面的含义，已基本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融状态了。除了世代生活繁衍在中南、西南一些与世隔绝的大山里、保有跟“中原”相关的古老传说的极少数部族(少数民族的支脉，已不能称为“民族”)外，真正血缘意义上的“炎黄子孙”，实在很难找到更“正宗”的了。

　　这情形，要是放在很多其他地区、其他族群，很可能，原本的古老先祖，会随着血缘的“分散”和文化的演变，而被遗忘。

　　而我们，中华民族，及其世代守护、建设、热爱、依恋的中华大地，却因为稳定的农耕经济模式，因为比“敬神”更具体、更亲切、可以具象化到“爱父母”的“敬祖”信仰，因为儒家内核的道德式的宽谅与包容，因为世代相传不曾断绝的生活艺术和保家卫国的抗争精神，而从很古老的秦汉时代，就显示出世界上任何同期民族都不曾有的强大“向心引力”;而使得曾经的敌人成为朋友，曾经的朋友成为亲人，以至于凝聚成这个星球上最庞大的、具有近乎共同灵魂归属感的伟大民族。

　　不管操何种方言，不管生活习俗有着怎样的差异，不管是在“长江头”还是在“长江尾”，甚至不管是在异国他乡还是色目卷发，只要是“同文同种”，只要知道祖先埋葬在这片土地上，人们都会津津乐道着你我他共同的名字——炎黄子孙!都会由衷自豪地赞叹——巍巍大中华，好大一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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