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开办“集体食堂”的，可能要属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孟尝君。孟尝君最大的特点是礼贤下士，招徕了大量食客，为他们提供免费的食宿，最多的时候达到三千多人。
而完整意义上的“机关食堂”制度确立于唐初。李世民坐上皇位后一度成了工作狂，延长了朝会的时间。那时候中央机关官员上班本来就早，鸡还没叫就要起床。会议时间长加上没椅子坐，散会时的饥肠辘辘可想而知。于是唐太宗以“聊备薄菲”为配套措施，与会者都可享受一顿免费的“朝食”。这顿工作餐是在廊庑下设食堂，有时又称“廊餐”。这顿“朝食”标准还不低，比如说，四至五品的标准是菜肴七盘，细米二升，面二升三合，酒一升半，羊肉三分，瓜两颗;六至九品的标准是菜肴五盘，白米二升，面一升一合，油三勺等。贞元初年，洛阳的CPI涨出天际，一般人家舍不得吃好东西，河南府兵曹庚倬每次都省下一份工作餐打包带回去，给姐姐品尝。
有了固定的餐食后，也就有了相应的用餐场所，唐朝机关食堂里档次最高的是“公厨”，那可是皇帝在金銮殿上摆下的国宴。宰相办公的政事食堂称为“堂厨”，各地方政府及中央有关部门的派驻机构也有自己的食堂，如中县食堂、判曹食堂等。一般办事员用餐的地方还有“吏厨”“佐史厨”或“府史厨”。
这么好的饭菜自然受欢迎，但也会招致不满。唐高宗时期，宰相们曾针对削减伙食标准开会讨论，有人反对说，这顿丰盛的公餐，是皇上对中枢机务特别重视的体现，如果我们不称职，就该自请辞职以让贤能，不必以减削标准邀求虚名。于是削减标准的讨论只好作罢。
后来柳宗元还写稿子总结了“食堂制度”能够坚持始终的几个原因：平时大小官员各办各的公事，借助工作餐有了一个和睦交流的氛围;其次，食堂还创造了一个集思广益的群言堂，啥事都好商量，“堂之作，不专在饮食，亦有政教之大端焉”。
唐代以后，食堂制度被推广到了京师其他官署和各级地方政府之后各朝均沿袭了这一制度。宋代官员的福利待遇丰常优厚，他们的工作餐也叫“廊餐”或“廊下餐”，吃饭时安排在左、右勤政门北的东廊、西廓下，文官坐东廊，武官坐西廓，排场非常大。
到了明代，“公务员”食堂制度还经历了一点小波折。朱元璋给朝会官员配免费工作餐，用以养廉。就餐地点在奉天门或华盖殿、武英殿。臣子按品级高低就坐，秩序井然，公侯一品官在门里吃，二至四品在门外吃，五品以下在台阶或空地上吃。只是吃饭的礼节太重了，餐前要给皇上磕头，饭毕还得拜谢，磕头退下。而且这种工作餐规模较大，标准较高，日复一日，操办麻烦，后来礼部打报告请求撤销，朱元璋顺水推舟，下令只在每月初一、十五吃两顿。不过朱棣上台后又恢复了工作餐的制度。
最牛的还属清朝，乾隆年间，某些肥缺部门的机关食堂奢侈得让人吃惊。有文史资料描述，当时各地河务机构的食堂从头吃到尾，吃到半夜都不消停，小碗就有一百多个;且每个厨师只做一道拿手菜，厨房里煤炉数十具，目不旁及。
光绪时，京师都察院修改了作息时间，食堂里的午餐供应也改成早餐。院中有个官员发现，御史陈应禧每日必到，风雨无阻，就为了这顿早点。七月初的一天，该官员值夜班，早晨起来，发现大雨如注，想着陈御史大约不会来了，岂知茶役走来说：“开饭否?后堂陈老爷待之已久，专候老爷同餐!”
古代“公务员”食堂不仅免费，而且有时候还有伙食补贴，可以“吃不了兜着走”。多余的伙食费，叫“伙食尾子”，可按人头分掉，品级高多得，品级低少得。至于食堂的开支，大体而言，“廊餐”的经费由国家财政在预算内拨款;“百司官厨”用稳定的预算外收支科目;地方“官厨”费用来源，柳宗元说用的是“羡财”，比如拿“公廨本”做商业经营，或是放高利贷。官署创收赚来的钱，一部分作为官衙的“小金库”，用于办公经费、机关食堂开支等，一部分當福利分了。正是因为机关食堂总管掌管着食堂的财务、采购和“伙食尾子”的分配，动歪脑筋的人会把这个差使委派给自己的亲信，从中谋取一些不正当利益，这种人在历史上叫“长随”。
在肚子都难填饱的时代，天下还有吃饭不要钱而且吃嘛嘛香的职业，这种做“公务员”的诱惑难免不让人羡慕嫉妒。所以，唐代诗僧王梵志诗云：“仕人作官职，人中第一好。行即食天厨，坐时请月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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