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接触说英语的外国人在清朝中晚期，即鸦片战争之后，虽然乾隆和康熙都接触过洋人，但这些洋人会说中国话，简直就是中国通，根本不用翻译。比如顺治的老师汤若望，康熙的洋老师南怀仁，溥仪的洋老师庄士敦。在先人印象中，除了华夏之外皆被视为番邦和胡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外国人。夏、商、周、秦之前，在皇帝眼中“夷狄”就是外国人，于是找到和夷狄住得很近的边民充当“翻译”，边民熟悉两边的语言，彼此说话能听懂，这种人被称为“像胥”。“像胥”是小官吏，薪水也不高，主要工作随朝廷大臣出使蛮夷闽貉戌狄等国。
(大鸿胪官员)到了汉朝，武帝刘彻征服匈奴，派张骞出使西域，和少数民族交往越来越频繁，于是专门设立了译馆——大鸿胪。专门管理诸侯王、列侯受封，外国使臣进贡等各项具体事务。到了魏晋南北朝时，各民族进一步融合。具备翻译这样的人才越来越多。大鸿胪这个职能部门儿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礼仪和“翻译”工作逐渐剥离出来。译员主要从事佛经的翻译和迎来送往番国使者，向专职翻译进了一步。比如唐朝时，唐三藏和他的秘书辩机和尚都具有翻译的能力，二人精通梵文、印度文字。到了宋朝，宋太祖赵匡胤实行“抑武扬文”的国策，文人受到热捧。由于和金、辽、西夏刀兵相见，有道是：“知彼知己，方能百战不殆”。宋朝在考试中增加了翻译女真文，契丹文和西夏文的内容。同时西夏、辽、金也大量培养“翻译”，以便吸收中原传统文化。到了元朝，元世祖忽必烈在元大都(今北京)改“大鸿胪”为“会同馆”，用来专门接待藩属国特使，里面设有专职口译官员。
到了明、清两朝，明太祖朱元璋除了设立会同馆，另外还加设了四夷馆，此时还恢复了大鸿胪机构，不过只是负责宫廷礼仪，不再承担翻译工作。由于清朝是异族入侵中原立国，顺治帝对“四夷馆”这个名称很反感，于是改成了“四译馆”。清朝实行的是“闭关锁国”的政策，从事翻译的人员并不多。鸦片战争后，朝廷只能从官派留学生中选拔翻译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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