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知府的升迁到底是什么样的 他们一般可以升到几品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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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府”的出现最早是在唐代,那时叫“知府事”,知府在职官上的命名则是在明代,清朝地方行政基本上是沿用了明朝的职官。知府在清朝是比较常见的地方行政官,属于掌“一府之政令,总领各属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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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有很多做过知府的官员在历史上都大名鼎鼎,像做过黄州知府的于成龙,做过太原知府和江宁知府的刘墉,历任安顺、镇远、黎平知府的胡林翼

  还有做过江苏候补知府的谭嗣同。后来,无论是于成龙、刘墉还是胡林翼他们的升职都是在地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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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迁之后,也只有刘墉才被调任回京。知府的升迁,一般是升道员(正四品)与盐运史(从三品)。但是也有因为政绩卓优,品能兼具被超擢的官员,像于成龙、刘墉和胡林翼都是擢升的按察使(正三品)。

  赵秀玲在《论清代知府制度》里说:雍正用人不拘成例……自雍正元年一至三月,就有5名知府擢按察使。”可见政绩卓优的官员,在地方上被擢按察使还是比较常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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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回京的官员,显然就没有这样的好运气了。清朝的职官在大清的二百七十余年间是有所变化的。尤其是在乾隆朝和鸦片战争后期,其中乾隆朝就有像四殿三阁大学士合为三殿三阁大学士的变化,也有对知府品级的调整。

  乾隆朝之前的知府是正四品,到了乾隆十八年就改为了从四品。也就是说于成龙的知府是正四品,到了刘墉和胡林翼的知府就是从四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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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乾隆朝养廉银的成熟,地方官和京官在官员们心中的位置也被互换了。地方行政官成了官场的香饽饽,他们更喜欢在地方任职。

  像江苏道员罗源浩,乾隆对其印象不错,就想把其迁为京官,但是罗源浩并不感恩,还面露难色。以至于乾隆发出了“人情喜外任而不乐京官,大抵皆然”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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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雍正朝时官员们对于地方任职还未有乾隆朝时的偏好,京官还是最好的选择,但是京官也不是铁饭碗,尤其是户部、刑部、吏部和兵部都是去地方任职官员的集中所在。由于采用的是双向任职多次流动的方式,雍正在官员任职中,考核非常苛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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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雍正在位十三年期间,引见的9500余件履历中,他召见了文官5800人左右,武官1400余人,平均两天要见三个官员,可见其勤勉。在面试官员时,雍正并不是走走过场,而是实打实的考核。

  雍正对官员的面试严格是出了名的,但雍正也有面试时非常感性的一面。这就令面试充满了变数。譬如:李根云在面觐时,雍正就说“因其伶透,着暗记名补青州。”后来就做了青州知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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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根云不是特例,还有很多的官员都遇到了类似的评价,不过也有“狼顾”“人死诡诈,两眼不定”的评价。所以对于觐见的官员来说,前程如何,有时还要取决于面相。

  雍正朝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知县任京职的制度。像“俸満升部”,也就是任职期满无过错可以升任部员。但是知府的入京就没有固定的制度了,而是根据操守、能力和雍正帝的面试,才能决定其仕途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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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府是受到皇帝格外重视的一个官位,他们认为“如知府得其人,则能察吏以安民,于地方实有裨益。”

  所以对于知府的考核也是力度非常大的。雍正对于知府回京任职是根据政绩来决定的,好的根据惯例留在六部的各司,差的仕途就不好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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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到了乾隆时期,这种考核地方行政官员的初衷就有了变化。乾隆三十五年做了规定,对不称职的知府和道员,地方督抚将其改迁京官。

  在京官任一年限后按资格外任时,乾隆还严格把关,亲自决定其是否能外任。改迁京官已经成为了一种惩罚和改错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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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官员双向任职相对频繁的雍正朝来说,知府升任京官的机会也不很多,大多只是业绩考核。王志明的《雍正朝京官与地方官双向任职分析》说:“知府迁任京官,为数43人,他们一般任职员外郎。”

  在地方上虽然多有像于成龙、刘墉、胡林翼等擢升的现象,但是在京官方面却很少有擢升的情况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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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秀玲在《论清代知府制度》里也说:“清代知府很少有直升中央部院堂官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代人事制度循序渐进、投资递升的特点”。

  也就是说清朝知府升任京官的可能性不是很大,而正常的迁任担任的官职是员外郎,从五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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