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君臣之礼是怎么样的?电视中的“三跪九叩”真实吗?

  古代的君臣之礼是怎么样的你知道吗?不知道没关系,趣历史小编告诉你。

  现在,若问荧屏上最火的影视剧类型,我想莫过于是“古装剧”,而在这古装剧中又尤以“清宫剧”最为火爆。那么喜欢看“清宫剧”的小伙伴们,绝对会经常看到这么一个场景:皇帝上朝时高高坐在金銮殿上,然后底下一大群文武百官跪在皇帝的脚下行三叩九拜大礼,然后口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然后皇帝说“众爱卿平身”,百官们才会站起来。之后官员要奏事的时候,也都会先说“皇上,奴才有本奏”,然后才能奏事。

  从这个场景看,很多人肯定会认为百官在皇帝的面前好卑贱,真的是“君贵而臣贱”,他们表现的那样的唯唯诺诺的,真的好似一个“奴才”。但是你们知道吗?并非是每个时期的臣子都如同清朝那般的唯唯诺诺,地位也并没有那样的卑贱,事实上我们在影视剧中常常看到的文武百官对皇帝行三叩九拜大礼,其实只是出现在元明清时期,在元之前,君主虽也是高高在上,臣子也始终是臣子,但两者的地位远没有明清时那样的悬殊,那时的君主始终都对臣子保持着一种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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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中国自古就有“礼仪之邦”的盛誉,史学家钱穆先生就曾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就是‘礼’”。中国自仓颉创造出文字开始,守“礼仪”,知“礼仪”就成为了中国人日常生活所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弟子规》曾言“冠必正,纽必结,袜与履,俱紧切”,就是说出门的第一件事就要穿衣端正、整齐,自冠巾、衣服、鞋袜都要收拾妥当,整齐干净,而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因为古人认为穿戴也是一种礼仪,是自重与对他人一个的尊重。

  而《左传》也曾说礼是“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礼是为政者“经国家、定社稷、立民人”的依据,《荀子.修身》亦言:“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从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看出,“礼仪”在中国的重要性,它关乎着一个国家稳定与否,也关乎着社会安定与否,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都始终恪守着“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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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中国自古就有“尚礼”的传统,“礼仪”无处不在,上至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他们每个阶级都在遵循着自己应该遵循的那个“礼仪制度”。而在这些阶级当中,尤以王公贵族阶级所要遵循的礼仪制度最为严格,这个阶级中所要遵循的礼仪处处体现着等级森严、不可僭越的尊卑贵贱之分,其中“君臣礼仪”就尤为突出。

  “君臣礼仪”就是君主与臣子之间所要遵循的一种礼制,正如开头所说,古代的“君臣礼仪”并非一开始就如同现在我们在影视剧所看到的那般,是“君贵臣贱”的,其实最开始君和臣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平等的,直到明清那个集封建制度于大成的时代,才形成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那般“尊君卑臣”的局面。

  先秦时期,“君臣之礼”是相互的,臣要向君行礼,君也要适当的还礼,也就是说先秦时期的君臣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平等,他们并不是“奴仆”关系,而是相互对等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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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要知道,古时的“君臣之礼”主要分为举止性礼节(站立礼和跪拜礼)和称谓礼节。

  先秦时期的举止性礼节,可不只是如明清那样只是臣子向君主施礼,而君主无需向臣子施礼的礼节,那个时候君主也是要向臣子施礼的。

  在“站立礼”中,君主向诸侯所施行的礼就是“揖礼”。据《周礼》所载:“南乡见诸侯,土揖庶姓,时揖异姓,天揖同姓”,就是周王在召见诸侯时,向异姓诸侯要施以“土揖”(行礼时,身体肃立,双手合抱,左手在上,手心向内,俯身约30度,推手稍向下,然后缓缓起身,恢复立容),向有姻亲关系的诸侯要施以“时揖”(行礼时,身体肃立,双手抱拳,左手在上,手心向下,从胸前向外平推,俯身约30度,起身,同时自然垂手或袖手),向同姓诸侯要施以“天揖”(行礼时,身体肃立,双手合抱,左手在上,手心向内;俯身推手时,双手缓缓高举齐额(略高过眉心),俯身约60度,起身时,恢复立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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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对于本国的臣子,据《周礼.夏官》所载,周王在面见臣子时要“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还,揖门左、门右。”,就是在上朝时,百官还没有就位时,周王要向臣下行“揖礼”来定班次,对孤、卿要行“特揖”(一个一个地作揖);对大夫要行“旅揖”(根据等级来分别作揖);对士要行“旁三揖”(对所有的士一次揖三下)。

  此后在完成对孤、卿、士的“揖礼”后,周王还需要对身后两旁门的左右门中的侍从之故士、虎士、太仆辈们行“揖礼”,只有这样在完成这些“揖礼”后,臣子再一起对周王行“揖礼”,然后才能开始上朝议事。

  也就是说,当时周王上一次朝,就得对所有的臣子行“揖礼”,无论是孤、卿、大夫、士,还是最低级的故士、虎士、太仆,周王都需要行“揖礼”。可以说,先秦时期的君王绝对是上朝时最忙的一个人,他绝对做不到如同明清皇帝那般只需要坐在高高的龙椅上,然后接受百官朝拜这样轻松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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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是“跪拜礼”。众所周知先秦时期都是席地而坐的,是没有椅子可坐的,因此当时就形成了很多跪拜时所用到的礼节,包括稽首、顿首、空首等。而在先秦时期,君主是有向臣子行“跪拜礼”的礼节的,《礼记.曲礼下》载:“大夫见于国君,国君拜其辱。士见于大夫,大夫拜其辱。同国始相见,主人拜其辱。君于士,不答拜也;非其臣,则答拜之”,就是说君主对从别国而来的大夫要行“跪拜礼”,这样以示尊重,同时对本国刚刚被拜为大夫的也要行“跪拜礼”,以此来表现对他出仕于自己国家的感谢与拜托。

  如秦国昭王时期,秦昭王为请范睢出仕于秦国,就对他行“跪拜礼”以示诚心,而后范睢答应昭王的请求,昭王为感谢,就又再行了一个“跪拜礼”(《战国策.秦策三》载:"秦王跽曰:“先生不幸教寡人乎?”......范睢再拜,秦王亦再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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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在臣子对君主行“跪拜礼”时,君主也要以“空首”来还礼。《周礼》载:“空首拜者,君答臣下拜”,就是在臣子对自己行跪拜礼后,君主就要以“空首”来还礼。所谓的“空首”就是空手之礼,《周礼》言:“头不至于地为空手”,行礼时,君主屈膝跪地,拱手于胸前,与心相平,然后举手到地,接着俯头至手,完成后即可,也就是只需行一跪(《仪礼.士相见礼》载:“始见于君执挚,至下,容弥蹙。庶人见于君,不为容,进退走。士大夫则奠挚,再拜稽首;君答壹拜”)。

  此外,先秦时期,有些时候,君主对于特别重视的臣子还会以更为隆重的“稽首礼”来进行还礼,“稽首礼”是九拜中最为隆重的一个“跪拜礼”,常为臣子拜见君父时所用,它需要跪拜者跪下并拱手至地,头也至地,因此极为隆重。商时,太甲子至就以“稽首礼”跪拜伊尹;周时,成王姬诵就以“稽首礼”跪拜周公(《尚书》载:“太甲稽首于伊尹..成王稽首于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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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是称谓之礼。“君前臣名”是先秦时期君臣称谓之礼中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臣子在皇帝面前自称必须用本名,同时在皇帝面前提到其他臣子时也必须称其本名。

  当然以上只是臣子对君主而言,对君主来说则是“国君不名卿老”的礼节,先秦时对于卿、大夫这样的高官是不会直呼其名的,而是用一些敬语来称呼,如周武王时期,周武王就不叫姜尚的名字,而是称其为“尚父”。

  此外,先秦时期君臣礼仪除了跪拜礼、站立礼、称谓之礼外,还有着其他的一些礼节。如“降阶”,就是君主下台阶或行礼来迎接臣子,《周礼》载:“卿大夫皆入门右,北面立,公降阶揖之”;“离席”,就是君主离开席位,然后向臣子施以揖礼或拜礼;“抚席”,就是君主抚一下席子,然后请臣子就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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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说,先秦时期的君臣是平等的,臣子要向君主行礼,君主亦要向臣子行礼,臣要还礼,君亦要还礼。

  也正是因为先秦时,君主对臣子有着诸多礼敬的礼节,因此后世臣子对于先秦君王的行为可谓是敬佩有加,而且对那时的臣子也是羡慕不已,如清末康有为就在《拟免跪拜诏》中流露出了一股羡慕之情,其言:“天子为三公下阶,为卿离席,为士大夫兴席,为士抚席。于公卿大夫拜,皆答拜”。

  当然到了秦朝,随着始皇帝创“皇帝”称号,并建立起了一套为皇帝一人服务的中央集权制度,君主的地位开始超越臣子的地位,“君贵臣贱”的局面开始显现。此时因先秦时期君主礼敬大臣有着尊臣卑己的嫌疑,所以为始皇帝所不容,因此天子礼敬臣子的礼节越来越少,也因如此,一些突显出皇权与提高皇帝尊威的君臣礼仪也就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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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汉时,皇帝无需再如同先秦君王那般,需向诸侯、卿大夫、士等各级官吏行“揖礼”、“跪拜礼”等礼节,而只需向三公、帝师及“三老五更”这些极个别的大臣行礼。汉时,如在进行元旦朝贺时,三公礼贺完成后,皇帝需起立并对其行礼,再如册封王、列侯时,王、列侯向皇帝拜谢时,皇帝也要起立再还礼。

  此外,秦汉还延续着先秦一个礼敬大臣的传统,那就是“坐而论道”之礼,就是皇帝与百官在朝堂上商议政务时,一起坐着商议,而直到唐、五代时,依然是“大臣见君,列坐殿上”。

  同时宋之前,对于一些功劳特别卓著的臣子,皇帝还会赐予“入朝不趋”(上朝时,不用像一般的臣子那样快步趋行上殿,而是可以漫步而行)、“剑履上殿”(上朝时,不用像一般臣子上朝需要去佩剑、脱履,而是可以着履、带剑上殿)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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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称谓上,宋之前虽没有完全遵循先秦那样“国君不名卿老”,但对于一些重臣,君主依旧不会直呼名字,而是大多用字来称呼,正所谓“盖因天子常称臣子之字故尔”,如刘邦张良就称“子房”,景帝称窦婴就称“王孙”,太宗称高士廉就称“高俭”。

  因此,可以说在五代前,君主直呼一些地位颇高的官员的名字是很失礼的行为,官员亦会十分不悦。如梁武帝时期,宰相蔡樽因梁武帝直呼他的姓名,就脸色不悦的说道“臣预为右戚,且职在纳言,陛下不应以名垂唤”(《南史.蔡廓传》),而此时武帝非但没有生气,反而是“帝有惭色”。从这个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在当时的确是有皇帝不能直呼高级官员本名的习俗,而对于宰相一级的官员,他更是可以对皇帝直呼他的姓名,向皇帝当面表示不满。

  因此,我们亦可以看出宋之前的官员地位还是较高的,君主依然是礼遇百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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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在称谓上,宋之前皇帝也会给予一些臣子“赞拜不名”的权力,就是臣子朝拜帝王时,赞礼官不直呼其姓名,只称官职,如三国曹操就被赐予了“赞拜不名”的权力,“天子命公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三国志·魏志·武帝纪》)。

  总的说,秦到五代的君臣礼仪虽然已经有了“君贵臣贱”的区别,但是并没有明清那般严重,此时对于一些高级官员,君主依然还是会礼敬,在称谓上,也依然是秉持着“国君不名卿老”的礼节,不会直呼他姓名,而是或以官职,或以字来称呼。

  此外,对于一些特别重要的臣子,五代之前的君主还会赐予“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赞拜不名”的特权,以此来显示特别的礼敬。

  但是到了宋后,君臣礼仪就开始了有着明显的尊卑之分,正如康有为曾言:“汉制,皇帝为丞相起(立);晋、六朝及唐,君臣皆坐;唯宋(群臣)乃立,元乃跪,后世从之”(《拟免跪拜诏》),此时宋朝的官员不再像五代前那样是皇帝与臣子共坐议政,而是变成了君主高坐于御座之上,臣子站在下面共同议政的形式,可以说此时君臣之间已经开始有了明显的高下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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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在对待臣子上,宋也不再像秦汉那般礼敬了。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在对待“三老五更”上。

  汉时,皇帝在对“三老五更”表现敬意时,不仅要跪拜,还要亲自割牲、执酱、执爵来侍奉,如班固所言,当时的皇帝是需以“父事三老,兄事五更”来侍奉他们,就是以父兄之礼来礼尊,想想看这是何等的尊崇。

  可是到了宋朝,宋朝的皇帝就不再这么做了,首先宋皇不再亲自出迎三老、五更,而是由太常寺博士去迎接,而后宋皇不再向三老、五更主动施礼,而是由他们先向皇帝行“揖礼”,然后宋皇只需站起即可,之后宋皇也不再亲自为三老割肉、执酱、执爵,而是有尚食官来负责,最后三老、五更离开时,宋皇也不再起身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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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宋对“三老五更”的态度上,可见此时臣子的地位显然已经远远比不上五代前了,“君贵臣贱”已成注定之事。

  到了元时,官员的地位就更低了,此时的君臣礼仪完全就是“君为贵,臣为贱”。

  “跪读表,读毕,俯伏兴,复位”(《元史.礼乐志》),这个时候臣子连站立的资格都没有,此时臣子奏事需要跪着,之后完成奏事要俯伏行礼,然后才能起来站到原来的位置上,显然这个时候臣子越来越像皇帝的“奴仆”,而非一起治理天下的“同袍”。

  明时,明也延续元制,“凡百官奏事,皆跪。有旨令,即起”(《大明会典》),此时所有官员只要向皇帝奏事都需要先跪再奏,奏完后,皇帝说起来才可以起来,且皇帝下诏时百官也都要跪着听,皇帝赏赐时也要跪着接,然后还要行五拜叩头大礼。总之在明朝,不管官员干嘛,只要是看到皇帝,或者以皇帝的名义颁布的诏令亦或物品,他们都得需跪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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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此到了明时,皇帝不但不再对臣子行礼敬之事,反而是到了非礼对待的地步。此时明朝最突出的“非礼对待”事件就是“廷杖”,《明史》曾言“廷杖之刑.....公卿之辱,前此未有”,想想看把一个臣子的裤子扒光,然后在众人的面前打屁股,这对于士大夫们来说是何等的耻辱,而且明时的“廷杖”是不分对象,不问原因,只要皇帝想打就能打,哪怕你是宰辅,哪怕你是老臣,都的趴着,然后被扒光打屁股,可见此时臣子的身份地位已是十分低下。

  到了清时,“君贵臣贱”更是被演化到了极致。与明不同的是,明代只有奏事时才行跪礼,而其余没有奏事的官员是无需行跪礼的。可到了清朝,如御门听政时,只要哪班有官员奏事,这班所有的官员都要一起跪下,哪怕是宰辅之职亦是如此。再如便殿召对时,也是所有大臣都要跪在皇帝的脚下,然后聆听皇帝的吩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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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说清时,无论是什么品级的官员,无论是多么年老的官员,他们都得无理由的跪着。

  而曾经的“大臣见君,列坐殿上”在清朝已是完全不可能的了,此时皇帝最多就是为一些年老的大臣加个跪垫,这样让他们跪着舒服点。而就是这点赏赐,百官都视为是很大的恩宠,为此是感激涕零。从中我们亦可看出来,清时臣子的地位已是完全如同“奴才”般,毫无地位可言。

  同时清时,在称谓上也发生着巨大的改变。明时,对于首辅这样的重臣,明皇还会时常以“先生”来称呼,可到了清朝,无论品级多高,地位多高,皇帝始终都是或直呼其名,或称“尔”,或称“汝”,总之就是一个居高临下的姿态,对于臣子丝毫就没有礼敬之心。

  此外,清时,臣子对皇帝的自称也不再是以本名自称,而是自称“奴才”亦或“微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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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说,在称谓上,从君主尊臣下为“尚父”,到称字而不称名,再到直呼其名,再到用“尔”或“汝”来代称;从臣子拒绝君主直呼其名,再到自称奴才,这些变化无一例外不再是向世人说明着君臣礼仪的变迁,臣子地位的跌落。而随着从“臣”到“奴才”的转变,臣子地位的变化已是显而易见,那就是越来越卑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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