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收权再分权,彻底改变了华夏民族的内在!

  今天趣历史小编为大家带来了一篇关于宋朝权利分割的文章,欢迎阅读哦~

  五代十国,并非从唐亡的那一刻才开始,而是始于黄巢之乱。

  黄巢之乱,是真正的流动作战,其足迹遍布今天的山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陕西等广大地区。各地为了围追堵截黄巢纷纷自立,黄巢起义最后虽然被灭了,但唐朝却连维持名义上的统一也做不到了。

  这一点与黄巾起义之后的汉朝很相似。下图是唐末十强——北四南六,谁都不是善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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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方四强——晋王李克用、梁王朱温、岐王李茂贞、燕王刘仁恭。

  南方六雄——蜀王王建、吴王杨行密、闽王王审知、吴越王钱缪、楚王马殷南平王刘隐。

  同时,契丹耶律阿保机已经崛起;拓跋思恭由于平定黄巢有功,赐姓李,授夏州节度使,其辖区被命名为“定难军”,这就是“西夏”的由来。

  这天下乱局,是真正的兵强马壮者可为天子!

  于是,朱温和李克用相争,朱温先称帝,李克用之子李存勖灭朱温的后梁,击败刘仁恭、李茂贞,一统北方,建立后唐。之后后晋、后汉、后周、宋朝全部出自李克用这个沙陀集团。

  因此,赵匡胤赵光义兄弟建立宋朝之后首先考虑的,便是如何使“大宋”避免成为唐亡之后中原的第六个王朝。赵光义曾经说过:

  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內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內患,深可惧也。

  这一论断,基本上奠定了了大宋三百年的政治基调。接下来,我们看赵氏兄弟是如何防止天下大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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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收权

  所谓收权,就是将地方的权力收归中央,从制度上保证藩镇割据的局面不再出现。

  设知州夺节度使的权力

  赵匡胤在灭国的过程中,在各州设立通判,由京官充任,牵制节度使。之后又命节度使只负责其驻地所在州的政事,其余各州由中央派出文官任“权知军州事”,简称知州。

  知州的出现,使节度使权力降到了一州,之后节度使又变成了荣誉虚衔,并不赴任。而知州则由中央文官三年一换,完全由中央控制。

  设诸路转运司夺节度使财权

  唐末,节度使完全掌控地方的军政大权,与土皇帝无异。宋朝不仅在中央设三司使夺宰相的财权,还设立转运司代表中央掌控地方财政。

  将天下精兵加入禁军

  赵氏兄弟将天下的精兵几乎全部征入禁军,由中央统一掌握,而地方则只剩老弱残兵,是为“厢军”。与唐朝不同,禁军“守内虚外”,也就是宋初的20万禁军,中央驻10万,地方总共10万,并经常更换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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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权

  所谓分权,就是将权力机构分散,互相牵制,防止专权的出现。

  分割相权

  隋唐的宰相制度是群相制,相权虽然稀释但整体权力依然很大。宋初则在宰相之下设参知政事为副宰相,然后用枢密使专管军政,三司使专管财政,改变了宰相“事无不统”的局面。

  宰相与枢密使分掌文武,号称“二府”,三司使则号称“计相”。

  分割军权

  枢密院掌军政,但只有调兵权,并不直接掌管军队。

  平时掌控军队的是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合称“三衙”或“三帅”。史载:

  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

  对于军权的分割,这还不是全部,因为日常统兵与战时统兵又不是同一批人。三衙仅仅是日常统兵,而一旦战事起,率军打仗之人大宋官家是要另行委派的,打完仗后军队再还给三衙。

  官、职、差遣分离

  宋朝官制是我国历史上最为复杂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官、职、差遣的分离。

  传统的“官”宋朝全部做了保留,但这只代表资历、俸禄的高低,并不掌管实际的事务;

  “职”便是殿阁学士之类的荣誉虚衔,又称“散官”。

  一个官员真正的工作则由“差遣”来决定,所谓差遣,其实就是临时委派的意思,代表的是不能长期专擅某一职位的意思。比如上文中的“权知军州事”,权知便是差遣,知州、知县都是这个意思,意思是临时委派的地方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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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打造世界上最早的文官集团,以文抑武

  这是一招“釜底抽薪”之策,宋朝将科举制发扬光大,使天下文人士子一生都扑在了科考上面。由科举取士组成的政府便是文官集团,朝中再无武人的地位,武将如何造反?

  同时,大力提倡文治,并立下“不杀士大夫及言事者”的祖宗家法,号称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大宋官家善待读书人的同时,士大夫们开始竭力鼓吹无条件的忠君观念,并将忠君提到了人生第一原则,“天理”所在,“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高度,最终使“尊君敬上”的思想深入人心。

  宋朝之前,皇族不过是世家大族的一员,而从宋朝开始皇权不断被神化,终于在明清时期达到了巅峰。

  大宋官家有意识的压制武将,经常招地方上的无赖流氓加入禁军,其结果不仅是武人地位的下降,同时还有军队形象的一落千丈。好男不当兵,逐渐成为社会共识。

  如果从防止割据和造反的角度来看,赵氏兄弟的做法无疑是非常成功的,但同时也确实是矫枉过正的。无论我们如何评价宋朝,都无法否认宋朝彻底改变了华夏族的性格,从此汉唐之时的开拓进取一去不复返,“以天下之大而畏人”成为常态。

  赵匡胤确实终结了“兵强马壮者可为天子”的局面,但其消极影响则在不久的将来便显现了出来。与汉唐亡于分裂不同,两宋皆为亡国。权臣篡位、武将造反是没有了,但抚平四夷的名将——汉之卫霍、唐之二李,也很难再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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