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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秦国统一六国的进程中，秦国军队的战斗力，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自商鞅变法以来，除了桑丘之战、阏与之战、邯郸之战等少数战役之外，秦军很少在战场上被直接击败，甚至于在兵力处于劣势的情况下，秦军也同样有一战之力。那么，秦国军队的战斗力，为何会如此的强悍呢?
制度保障：军功制的推行，极大调动了军队战斗力
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开始全面推行“二十级军功爵位制度”，此后“战功”便成为了秦国士兵和百姓的主要晋升渠道，凡是能够想到的福利，在秦国都可以通过立战功来得到。
军功制度下，士兵想要获得爵位和待遇的提升，就必须在战场上奋勇杀敌，以敌人的头颅来作为自己晋升的资本。按照秦国的规定，普通士兵只要斩获敌人“甲士”一名(即披甲士，一般是军中的精锐前锋)，便可以晋升一级爵位。而每提升一级，士兵的俸禄、田地、宅地和仆人数量都会获得全方位的提升。
此外，爵位的提升还会带来其他的福利，例如级别较低的公士、上造、簪袅等爵位，虽然地位高于普通人，但仍然需要服役。而到了不更、大夫、官大夫、公大夫、公乘这几等爵位，便可以免除“更卒”之役，即不再需要轮流服兵役，不过其他劳役仍然要服。而一旦达到五大夫(第九等)以上的高级爵位，便可以免除劳役。而从第七级公大夫以上的爵位，则均拥有食邑。此外，亲属犯罪和解除奴隶身份等，都可以通过军功来换取。
与此同时，就连士兵在军营的饭菜，也都受爵位高低的影响，例如三级爵(簪袅)有精米一斗、酱半升、菜羹一盘，而两级爵位的“上造”就只能吃粗米，至于没有爵位的普通士兵，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由此可见爵位对普通士兵的影响力。
而且，秦国的爵位制度完全摆脱了此前的世卿世禄制，即使是秦国宗室，也必须遵循这一标准，宗室之人未立军功者便不得列入宗族的簿籍，不得拥有爵位。而如果父亲战死疆场，那么他的功劳还可以记在儿子头上，一人获得军功，全家都可以受益。
更为可怕的是，在商鞅变法后的秦国，想要获得地位和待遇的提升，只有耕战两条路可走，要么拼命种地，要么在战场上悍不畏死，在这种制度的刺激之下，秦军的战斗力如何能不强悍。此外，由于秦军各级将领完全通过军功晋升，这使得秦军各级将领的平均能力，要高出其他国家不少，其他国家虽不乏名将，却也难以扭转局势。
武器装备：成熟的生产工艺，标准化的生产流程
如果说制度解决了军队的士气问题，足以保证军队战斗力的下限，那么武器装备的优势，无疑让秦军的战斗力更上了一个层次。而随着考古学家对兵马俑的发掘，则使我们能够清楚的认识到，秦国军队在武器装备方面的绝对优势。
战国时期，铁器已经开始逐渐出现在战场上，但由于当时冶炼和制作工艺的落后，铁制兵器的质量仍然无法保证。而秦军则依旧配备着工艺已经相当成熟的青铜兵器，例如1974年考古人员在兵马俑坑中发现的长度达到90多厘米的秦剑，秦人便通过加入合理含量的锡，使得秦剑不但较长，而且韧性和硬度都恰到好处，而这种比普通的剑足足长出了30厘米的秦剑，无疑让秦国士兵在作战格斗时占据了一定上风。
考古学家们还在兵马俑坑中发现了大量秦军使用的箭头，这才发现秦军使用的竟然是完全不同于其他各国的三棱箭头，这种箭头不仅三个弧面几乎完全相等，箭头底边的平均误差更是只有正负0.83毫米。此外，秦军的这种箭头的弧度与现代的子弹极为类似，极大减少了箭矢飞行阻力。经过测试，秦军的这种箭头不仅飞行稳定，精准度高，而且贯穿性极强。
而除了高超的工艺之外，秦军在武器装备方面的标准化制作，更是让考古学家们大吃一惊。在兵马俑出土的秦国兵器中，小到箭头、大到戈戟，在那个几乎纯手工的年代，秦人竟然能够将其制作的分毫不差，简直如同一个模子中刻出来的一般。而这种标准化生产的背后，则是秦国推行的“物勒工名”制度，即每件兵器都会刻上制造者、检验者等各级人员的名字，从而方便后期追责。
秦国工匠高超的生产工艺，再加上先进的标准化生产模式，不仅使得秦军的武器装备质量极高，甚至还大大提升了秦军的装备使用效率，例如秦弩上出现的扳机等可替换零部件，使得秦军在秦弩坏掉之后不必重新制造，而可以通过零部件的替换来重新恢复使用。关于秦国在武器装备方面的优势，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纪录片《复活的军团》。
战争潜力：以耕战为主的秦国，战争潜力极为可怕
战国时期列国伐交频频，商鞅变法的主要目的便是为了富国强兵，改变秦国积贫积弱的局面，因而商鞅变法内容虽然繁多，但其核心思想却仅有两点，即“耕、战”。
商鞅变法后的秦国，只存在两种合法职业，即农民和军人;整个国家也只鼓励两种事业，即种地和参军。这种情况下，用交粮的多少评定功劳，用人头计算功劳，赏罚分明、公平公正，因此百姓拼命的种地，士兵悍不畏死的厮杀，只因为这关乎到了自己和家庭命运。可以说，商鞅变法后的秦国已经完全变成了一台高速运转的战争机器，富有极强的侵略性和攻击性。
《商君书·兵守》有“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为一军，此之谓三军也”的记载，在那个全民都要接受军事训练的年代，秦国这种男女皆兵的动员模式，可以说已经将国家的战争潜力挖掘到了极限。
此外，全面推行郡县制的秦国，使得国家的权力高度集中，使国君的统治可以深入每郡、每县，而完善的法律体系则能极大的确保政令执行力，完善的户籍管理措施，则可以使国君精确的得知每个郡县的人口、经济等信息，从而迅速调集可调用的一切力量，例如长平之战中，秦昭襄王便直接从河内郡征发了十五岁以上的少年从军，迅速组成援军赶赴长平战场，这种可怕的执行力，是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
正是由于这种极限挖掘国家战争潜力的方式，使得很多人认为商鞅变法后的秦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军国主义特征，而在那个战争频发的年代，这种战争潜力的挖掘效果是极为可怕的。
国力强横：占据两大粮仓的秦国，国力非其他国家所能比
正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那个战争频发的年代，国家国力的最直接体现，便是粮食产量，毕竟粮食产量决定了国家对战争的负担能力，而占据了两大粮仓的秦国，国力自然不是其他国家能比的。
最早的天府之国，指的便是秦国占据的关中平原，《战国策·秦策一》有载，“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此后，秦国又攻占巴蜀之地，占据川西平原，而这则是后来的天府之国。
此外，秦国还拥有其他诸国根本无法比拟的地利优势，秦国本土乃是四塞之地，本就易守难攻，而历经秦惠文王和秦昭襄王的对外扩张，太行山防线也落入了秦国手中，导致赵国以西再也无险可守;秦武王时期攻占宜阳，从而完全控制了崤、函之险，此后秦国可北攻燕赵，东伐魏齐，南伐宛楚;而占据巴蜀的秦国，又控制了长江上游，对楚国同样形成了战略优势。
到秦始皇时期，秦国不仅国力强大，而且又占据了绝对的地利优势，而早已衰弱的山东六国，已经很难再抵御秦国的进攻，甚至连龟缩防守都成为了奢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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