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徽宗时期，朝廷为垮台的元祐党人立了一块“耻辱柱”，将三百零九名佞臣的名字名列其上。据悉，“元祐党人碑”总共被刻了无数块，大宋辖区内的各大州县均能看到这块碑的影子：
“皇帝嗣位之五年 ，旌别淑慝，明信赏刑，黜元佑害政之臣，靡有佚罚。乃命有司，夷考罪状，第其首恶与其附丽者以闻，得三百九人。皇帝书而刊之石，置于文德殿门之东壁，永为万世臣子之戒。又诏臣京书之，将以颁之天下。臣窃惟陛下仁圣英武，遵制扬功，彰善瘅恶，以昭先烈。臣敢不对扬休命，仰承陛下孝悌继述之志。”
这块石碑将元祐、元符间司马光、文彦博、苏轼、黄庭坚、秦观等三百零九人列为奸党，姓名刻石颁布天下。现存碑刻为南宋庆元四年梁律据家藏旧本重刻。碑距地丈余，额有蔡京手书“元祐党籍”四字，久经风雨侵蚀文字已模糊不清，另一块在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真仙岩，宋嘉定四年沈暐重刻。
说起来，元祐党人不是锒铛入狱就是被流放到不毛之地了，总之，这辈子算是玩儿完了。或许，徽宗觉得这样还不解气，还规定：所有元祐党人的后代不得参与科考，也禁止朝中大员与罪臣的子孙有任何瓜葛。为这些罪臣“开碑立传”时，大部分元祐党人都已驾鹤西去了，侥幸被判得比较轻的，也都遭到羁押或流放。朝廷显然没打算放过这群人，在全国各地为元祐党人立碑就是为了将他们打得永世不得翻身。
按理说，在朝廷的铁血打压之下，与元祐党有牵连的人应该永无翻身之日才对，谁知，没过多久京城里的元祐党人碑竟被人砸了个稀巴烂。这还得了?万岁爷下旨立的石碑，谁敢砸?此举无疑是扇了徽宗一个大大的耳光。让徽宗最无法释怀的是，偏偏砸碑的不是人，而是天上掉下来的流星。从史料中我们能看到，崇宁五年一月，天降流星，刚巧砸在了常朝殿门口的石碑上，将石碑砸了个稀巴烂。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过了一段时间徽宗还没有作出指示，就有人主动出资出力，将石碑重整翻修，而出钱修石碑的正是元祐党人的后裔。这就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按理说，被朝廷扣上“元祐党人”的帽子是一件非常屈辱的事，元祐党人的后代巴不得早日“摘帽”恢复前途，怎会故意将脏水泼到自己身上呢?说来也怪，在翻修石碑时，还有人悄悄给工匠塞钱，希望自己的名字也能出现在这座石碑上。
这些贿赂工匠的，并不是元祐党人的后代，与这桩党案八竿子打不着，他们何必要惹得一身腥呢?
其实，这帮人的心态不难猜透，他们的思路和现在的“网红”没什么区别，其目的无外乎是“蹭热度”。在北宋文学圈里混的，谁都想跟大文豪沾点儿关系。所以，就有人自掏腰包，将自己的名字刻在“元祐党人”碑上，好向世人炫耀：“我和司马光、苏轼兄弟、黄庭坚等大佬是‘圈内人’。”也难怪，如果单纯地将这些党人的名字列出来，不明觉历者，恐怕会以为这一票人组建了北宋“超一线天团”呢!
放到现在来看，元祐党人碑上的名字几乎涵盖了整个北宋文学圈的尖端力量。
那么，这些名垂千古的大人物，为何会被宋徽宗当成是罪人呢?
这还得追溯到元祐年间司马光变法一事。这桩历史我们比较熟悉了，当时司马光在朝堂上掀起了一阵滔天巨浪，叱咤风云。
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等到宋徽宗坐上龙椅，天下又是另一番颜色，早年风光无两的元祐党人如今成了过街老鼠——至少，在皇帝那儿看他们已是不受待见的了。在封建年代，可以说，皇帝让谁家垮台谁家就得垮台，一时之间，元祐党人不再是风光无限的代名词。宋徽宗不但要将他们打倒，还要让他们成为过街老鼠。在蔡京等人的努力下，元祐党人一朝失势，成了人人谈之色变的罪人。
这里，我们再说回石碑被流星砸毁，这件事自然弄得满城风雨，宋徽宗为什么没第一时间修碑呢?其实，宋徽宗心里还是有数的，刻在石碑上的，绝大多数都是能臣，其中，还不乏直言敢谏的大忠臣，自己给他们“开碑立传”的做法没准已招致天谴，这才引来流星砸毁石碑。宋徽宗犯了嘀咕，连忙找来文武百官进行协商。没过多久，全国各地的石碑便纷纷被官方拆毁。
有趣的是，在全国的石碑都被拆毁后，元祐党人的子孙后代却以此为荣。所以，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出，虽然北宋时期的党争闹得腥风血雨，但是，老百姓心中还是有一杆公平秤的。即便元祐党人一再遭到打压，但在老百姓的拥护下，他们终究得以流芳百世，成为后世敬仰的楷模。就连朝廷为泼脏水给他们树立的“耻辱柱”，到后来也能成为史上佳话。
古人对“身后名”颇为看重，纵览历史，像王莽、秦桧之流，生前虽能做到位极人臣的高度上，但他们早已与人民脱节，到最后还不是被后人踩在脚下，唾骂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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