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文学家普希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中国—他的外曾祖父曾被发配到中俄边境修筑工事，并在此期间去中国测量长城，回来后给他讲了很多关于中国的故事，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趣历史小编一起往下看。
1811年，12岁的普希金进入彼得堡郊外新建的皇村学校。当时“中国热”席卷欧洲，俄国自不例外。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彼得堡附近修建大量中国式的亭台楼阁，皇村成了“中国村”，除了古色古香的园林外，还充斥着瓷器、漆器等中国艺术珍品，中国题材的剧目也时常上演。普希金在此生活、学习了整整六年，熏陶出浓厚的“中国情结”。
1820年，普希金在叙事长诗《鲁斯兰和柳德米拉》中写道：“在摇晃的林荫里，中国夜莺尽情歌唱。”1813年，他在献给著名女演员娜塔利亚的诗中写道：“请你不要把我当作有礼貌的中国人。”1817年，他还写了一篇《园亭题记》，描述对象正是按中国建筑传统仿造的八角亭。类似上述的中国元素，常在他早期的创作中出现。
19世纪20年代，十二月党人运动步入高潮，普希金作为“十二月党人运动的歌手”，因抨击暴政、歌颂自由而被流放到与近东接壤的地区。他在此结识了熟悉中国的俄国外交官维格尔，维格尔常向他讲述在中国的见闻，比如遍布各地的孔庙。于是，普希金的诗歌中开始出现孔子的身影，“中国的圣人孔夫子教导我们要敬重青年……”
1824年，叶戈尔·季姆科夫斯基的《经过蒙古去中国旅行记》出版，使普希金对中国的兴趣与日俱增。三年后，他在一次文艺沙龙中偶遇毕丘林神父，两人一见如故。毕丘林是著名的东方学学者、汉学家，曾在北京领导传教士团长达14年。他对中国的研究非常广泛，著述丰硕，还在俄国创办了第一所中文学校，为中俄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毕丘林的影响下，普希金愈发向往中国，但他的一切行动都被当局监视，根本没有前往中国的可能。他在此期间写下著名的诗歌《致大海》，其中有一句“你是我灵魂所系，我常在你的岸边静默徘徊，为那个隐秘的愿望而苦恼”，这个“隐秘的愿望”就是偷渡到中国。
1829年，一个俄国使团准备出访中国，普希金想要随行，给当局写了一份言辞恳切的请愿书，但没被批准。而在此之前，他曾满怀希望地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们去吧，我准备好了!”
虽然中国之行成为泡影，但普希金对中国文化的热情依然不减。他毕生读了很多关于中国的书，包括《中庸》《三字经》《四书解义》《赵氏孤儿》等译本。在现存的一份《普希金藏书登记表》中，关于中国的书多达82部。
普希金终究没能踏上中国的土地，由于年代久远，他关于中国的诗歌也只剩一鳞半爪。但我们仍能感受到他对中国文化的无比热爱，他仿佛化作自己笔下的夜莺，为心之所向而歌唱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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