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希金作为俄国著名的文学家,为何却对中国文化特别热衷呢?

  俄国文学家普希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中国—他的外曾祖父曾被发配到中俄边境修筑工事,并在此期间去中国测量长城,回来后给他讲了很多关于中国的故事,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趣历史小编一起往下看。

  1811年,12岁的普希金进入彼得堡郊外新建的皇村学校。当时“中国热”席卷欧洲,俄国自不例外。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彼得堡附近修建大量中国式的亭台楼阁,皇村成了“中国村”,除了古色古香的园林外,还充斥着瓷器、漆器等中国艺术珍品,中国题材的剧目也时常上演。普希金在此生活、学习了整整六年,熏陶出浓厚的“中国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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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0年,普希金在叙事长诗《鲁斯兰和柳德米拉》中写道:“在摇晃的林荫里,中国夜莺尽情歌唱。”1813年,他在献给著名女演员娜塔利亚的诗中写道:“请你不要把我当作有礼貌的中国人。”1817年,他还写了一篇《园亭题记》,描述对象正是按中国建筑传统仿造的八角亭。类似上述的中国元素,常在他早期的创作中出现。

  19世纪20年代,十二月党人运动步入高潮,普希金作为“十二月党人运动的歌手”,因抨击暴政、歌颂自由而被流放到与近东接壤的地区。他在此结识了熟悉中国的俄国外交官维格尔,维格尔常向他讲述在中国的见闻,比如遍布各地的孔庙。于是,普希金的诗歌中开始出现孔子的身影,“中国的圣人孔夫子教导我们要敬重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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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4年,叶戈尔·季姆科夫斯基的《经过蒙古去中国旅行记》出版,使普希金对中国的兴趣与日俱增。三年后,他在一次文艺沙龙中偶遇毕丘林神父,两人一见如故。毕丘林是著名的东方学学者、汉学家,曾在北京领导传教士团长达14年。他对中国的研究非常广泛,著述丰硕,还在俄国创办了第一所中文学校,为中俄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毕丘林的影响下,普希金愈发向往中国,但他的一切行动都被当局监视,根本没有前往中国的可能。他在此期间写下著名的诗歌《致大海》,其中有一句“你是我灵魂所系,我常在你的岸边静默徘徊,为那个隐秘的愿望而苦恼”,这个“隐秘的愿望”就是偷渡到中国。

  1829年,一个俄国使团准备出访中国,普希金想要随行,给当局写了一份言辞恳切的请愿书,但没被批准。而在此之前,他曾满怀希望地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们去吧,我准备好了!”

  虽然中国之行成为泡影,但普希金对中国文化的热情依然不减。他毕生读了很多关于中国的书,包括《中庸》《三字经》《四书解义》《赵氏孤儿》等译本。在现存的一份《普希金藏书登记表》中,关于中国的书多达82部。

  普希金终究没能踏上中国的土地,由于年代久远,他关于中国的诗歌也只剩一鳞半爪。但我们仍能感受到他对中国文化的无比热爱,他仿佛化作自己笔下的夜莺,为心之所向而歌唱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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