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贫寒的韩愈,为何以干谒之文为耻?

  韩愈出身贫寒,于他而言,读书做官不只为实现“致君尧舜”的远大抱负,也为改善家族生计。贞元二年(786年),19岁的他开始参加科考,接连三次折戟而归,直到公元791年才成为进士。但要得到实际官职,还需通过吏部考试,他又是屡战屡败,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趣历史小编一起往下看。

  这时他才意识到,可能是自己文章的“古文”习气不符合推崇“时文”的主考官的口味,于是他违心学起“俗下文字”的骈体文。这对“古文运动”的倡导者来说,无疑是种耻辱。但即使如此也没给他带来好运,于是他又将失败归咎于“干谒不力”。那段时间,他给很多达官贵人写过吹牛拍马、祈求赏饭的文章,如著名的《三上宰相书》《应科目与时人书》等。

  但他的内心矛盾而苦闷,为在其中找到平衡,他不得不煞费苦心地字斟句酌,在求官的同时保留一点自尊,所以他的干谒之文有个独特的现象:既摇尾乞怜又自命不凡,反复强调失去像自己这样的人才是朝廷莫大的损失,甚至将自己比作天池之畔的怪物、丰山之巅的大钟,只因无人赏识而暂时埋没。

  虽然韩愈后来终身都以那些干谒之文为耻,但仍屡受诟病,比如素来忠厚的司马光就曾刻薄地说:“观其(韩愈)文,知其志,其汲汲于富贵,戚戚于贫贱如此。”当时干谒成风,而世人之所以对韩愈如此苛责,还是因为将他看作道统的象征,不能忍受某个时代集体信仰的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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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生活,他一边准备考试,一边继续干谒,同时到地方节帅府中就职以养家糊口。他甚至羡慕“一箪食,一瓢饮”的颜回,因为颜回虽穷却有圣人之道作为精神寄托,他却只能写文自娱。那时他想过隐居,但还是为了家人而继续面对泥泞的现实。

  公元802年,35岁的韩愈终于时来运转,被举荐为国子监四门博士,后来不断升迁。对于突如其来的好运,他自称是因文名日盛,其实恐怕与他曾干谒京兆尹李实不无关系。李实贪婪残暴、官声不佳,韩愈却在文中夸他“赤心事上,忧国如家”,并表示愿随其左右。但就在这年,李实谎报京城旱灾以致朝廷赈济不能落实,韩愈上疏说明真相,遭到贬黜,三年后才回京复职。可见在大是大非面前,韩愈还是很有原则的。

  官运亨通的同时,为人写墓志铭成了韩愈发家致富的副业。其实凭本事赚稿费并不丢人,问题在于他有时会为墓主刻意“洗白”,比如河南府尹杜兼凶残嗜杀,因嫌京官俸禄低而请求“下基层”,意欲搜刮地方油水,韩愈却说他是因品行端正、政绩优良而被派到地方去为百姓服务的,为达“下放”目的甚至不惜犯些小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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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韩愈彻底“咸鱼翻身”,在长安置了豪宅,并作一首五言长诗《示儿》来描述新居环境之好。此诗格调不高,连向来膜拜韩愈的苏轼也有微词,“退之《示儿》所示,皆利禄事也!”

  韩愈在文坛、政坛颇有作为,死因却有些不体面—因沉迷声色而服食硫黄。即使有这些不光彩的地方,仍不影响世人对他的敬仰,北宋元丰七年(1084年),宋神宗封他为“昌黎伯”并配享孔庙—史上得此殊荣的人屈指可数,而“百代文宗”韩愈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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