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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在古代叫太学，太学是中国古代的国立最高学府。“太学”之名始于西周,《大戴记》中说：“帝入太学，承师问道。”西周太学又名大学，天子和诸侯均设之，“，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不过辟雍和泮宫不是纯粹的大学，这地方亦如宫廷，贵族们常在这里祭祀、举行宴会、选拔武士、议定作战计划。打了胜仗，也到这里“献俘”、“告功”。这是因为：“古人宫室无多，凡祭礼、军礼、学礼，及望气、治历、养老、习射、遵贤之典，咸行于明堂。而明堂、太庙、太学、灵台咸为一地。”上古虽然有太学，但明堂、太学混而不分，布政、祭祀、学习各种活动都搅和在一块儿，不具备封建教育的专业性与系统性，这只能说是太学的萌芽。

　　真正太学的建立，是从汉武帝时期。太学是汉代出现的设在京师的全国最高教育机构。西汉早期，黄老之学盛行，只有私家教学，没有政府设立的传授学术的学校。汉武帝罢黜百家定儒一尊之后，采纳董仲舒“天人三策”，“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的建议，于京师长安设立太学。

　　最初太学中只设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五十名。从武帝到新莽，太学中科目及人数逐渐加多，开设了讲解《易经》《诗经》《尚书》《礼记》《公羊传》《谷梁传》《左传》《周官》《尔雅》等的课程。汉元帝时博士弟子达千人，汉成帝时增至三千人。王莽秉政，为了树立自己的声望，并笼络广大的儒生，在长安城南兴建辟雍、明堂，又为学者筑舍万区。博士弟子达一万余人，太学规模之大，实前所未有。武帝到王莽，还岁课博士弟子，入选的可补官。

　　武帝还下令天下郡国设立学校官，初步建立起地方教育系统。太学和郡国学主要是培养统治人民的封建官僚，但是在传播文化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魏晋至明清或设太学，或设国子学、国子监，或同时设立，均为传授儒家经典的最高学府。

　　当东汉光武帝刘秀称帝后，戎马未歇，即先兴文教。东汉太学始创于建武五年十月(公元29年)，汉光武帝起营太学，访雅儒，采求经典阙文，四方学士云会京师洛阳，于是立五经博士。建武二十七年，建造的太学讲堂"长十(丈)丈，宽三丈"。永建六年(130)，汉顺帝诏修：赶学，"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每年用工徒竟达11.2万人，营建规模达到了空前的水平。至汉质帝时，太学生人数已有3万余人。

　　封建帝国的巩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朝廷能否牢牢控制官僚机构，各级官僚机构能否把朝廷的号令、政策及时地贯彻到所辖地区，以维护国家的统一。培养和造就一大批牢固树立儒家大一统国家观念和宗法思想的人才，以充实各级官僚机构，就成为维护和巩固中央集权制的关健，这就要求统治者解决人才来源问题。所以建设有效的吏治，需要培养符合要求的人才，这是兴办太学的强大动因。

　　同时，汉代太学的兴办，也得力于两个治《公羊春秋》的儒家学者，一个是董仲舒献策于前，一个是公孙弘以丞相之职贯彻于太学的发展。汉代太学初建时规模很小，只有几个经学博士和五十个博士弟子。至汉代中期昭帝、宣帝时，为了缓和因连年战争而一度紧张的国内阶级矛盾，实施了与民休息和发展生产的政策，国家又呈现出兴盛的气象。特别是汉宣帝整治吏治，考核实效，注意人才的培养，因此太学也得到相应的发展。太学生在汉昭帝时增至一百人，到汉宣帝时则增至二百人。

　　西汉后期，刘氏王朝由盛至衰，豪强势力猖獗，君主采取妥协政策，统治思想发生相应变化，由提倡儒学为主、刑名学为辅的董仲舒春秋公羊学，改为提倡宽柔温厚的儒家《诗》学，放纵了豪强势力的发展，但统治者的进一步重儒，却推动了以研讨儒学为主旨的太学的发展，太学生数目不断增多。

　　王莽执政时，还采取种种措施扩建太学：为太学兴建校舍，立乐经，增设博士等等。虽然王莽扩建太学，怀有个人政治目的，但他对文化教育事业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却不应抹煞。以上是西汉年间太学发展的大致状况。

　　东汉期间的前期，汉光武帝与汉明帝执政，皇权比较巩固，外戚和宦官不敢公开作恶，社会一度比较安定，太学也因之得到了正常发展。章帝以后，东汉政治进入了黑暗时期，太学教育一度衰落。至邓太后把持朝政，她吸取了以往外戚失势的教训，既注意并用外戚和宦官，又注意表扬儒学，尊礼三公。直到顺帝永建六年，太学得到重修，扩建了 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

　　以后又增加了太学生的来源，还增加了甲乙两科学生及太学生的俸禄，于是太学生人数大增。汉质帝时，梁太后朝政，为巩固她的政权，重又表彰儒学，广招太学生，结果使太学生多至三万人，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东汉末年。我国东汉末年的太学远远胜过了国外 ，这一史实又一次证明了我国古代教育是走在世界前列的。

　　汉代朝廷掌管文教的官员为太常，居九卿的首位。太常负责管理文教，这种教育行政体制，明显地保留着政教合一的性质。朝廷对太学的管理，除委任太常总负责之外，皇帝还亲自到太学视学，说明我国古代教育行政管理，在肇始之初就受到格外重视。

　　太学的教授称博士，其主要职责是掌教弟子 、以教学为主。但国有疑事仍应掌承问对，即参加朝廷的政治、学术讨论。此外还有奉使及巡视地方政教等工作，汉代的博士是过问政治的，其教职体现了通经致用的原则。众博士之上还设有首席长官，西汉时博士首席称仆射，东汉时改为祭酒。祭酒由太常差选有聪明威重的博士担任，他是后来大学校长的前身。

　　汉代太学素有严于择师的传统。西汉的博士多由名流充当，采用征拜或举荐的方式选拔;东汉的博士要经过考试，还要写保举状。由于博士属于朝廷命官，所以也有由诸科始进和他官迁升的。两汉挑选博士非常慎重严格，博士必须德才兼备，要有明于古今、 通达国体的广博学识，具有温故知新的治学能力，应当为人师表，使学者有所述 ，又可以尊为道德的风范。此外，还必须具有足以胜任博士职责的专经训练和相当的教学经验，以及身体健康等条件。

　　后来皇帝颁布的诏书又规定，任博士必须在五十岁以上。经过严格挑选，在汉代大学执教的博士，一般来说质量较高，其中不乏一代儒宗学者。由这些人执教，对提高太学教学质量，起着保证性作用。应当指出，太学毕竟是封建官学，封建社会政治上的腐败现象，不可能不侵蚀太学的行政管理，造成太学博士的选择存在着弊端。不过，从总体上说， 严于择师仍是汉代太学的主流。

　　汉代太学还有尊师的传统，太学博士享有较高的经济、政治待遇。汉代太学博士，负有议政、奉使、巡视等职责，说明他们的政治地位不低。

　　太学的学生称博士弟子，到东汉时简称太学生或诸生。太学生的补选办法，两汉时期并无严格规定，最常见的是两种形式：其一是太常直接选送;其二是郡国县道邑选送，选送不实的，负责长官要受处罚。选送的条件大致参照公孙弘拟订的办法。此外，还有通过考试和因父任而入学的。招收太学生，没有严格的学龄限制。公孙弘拟定的方案中虽有十八岁入学的规定，实际上，汉代太学生既有六十岁以上的白首翁，也有十二岁即显名于太学的任圣童(即任延年)。

　　由太常选送的太学生为正式生，享有俸禄，由其他途径入学的为非正式生，费用自给。家境贫寒无力经达的博士弟子，可以由郡国遣送，至太学后也允许一边求学一边靠劳作为生。王莽以后，太学生的成份逐渐发生变化，起初有元士之子得受业如弟子的规定，继而又增加了公卿子弟及明经下弟入学的规定，太学的贵族子弟日渐增多，贵族化的倾向也有所发展。

　　太学生毕业后的出路各有不同：有的成为卿相，有的任官为吏，有的收徒为师，但也有学而无成白首空归的。除大将军、大官僚的儿子不靠太学的资格就可以做官之外，大部分的大学生，其出路仍体现了学而优则仕的办学宗旨。统治者建立太学，根本目的在于提高吏治效能，加强中央集权。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汉代太学实行了养士与选才相结合的办法，与此同时又改革了文宫的补官与晋级规定，使之与太学的选才原则一致起来，这一方案也是由公孙弘统一拟定的。公孙弘的建议得到汉武帝的批准，自此以后，文学礼仪、 通一艺以上都被列为补官、晋级的条件，而且优先使用通多者。官吏的文化程度，儒学的修养水平受到高度的重视，造成汉代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的局面，即从皇帝丞相一直到地方官，都会讲经学。

　　儒学和仕途完全结合起来，读书人都变成了儒生。养士育才和职官制度的一致性，是汉代政治思想统一的重要原因，也是贯彻独尊儒术文教政策的关键一环，这在当时具有顺应历史发展需要，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补充和修正世卿世禄制度的积极作用。但是，剥削阶级升官发财的思想，也随之侵蚀着学校教育，毒害着读书人的思想，这是不可避免的历史与阶级的局限性，是应当批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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