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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是北宋两次著名的改革运动，由于两次变法的领导者分别是范仲淹和王安石，这两次变法也被称为范仲淹变法和王安石变法。
不论是范仲淹，还是王安石，都是北宋的名臣，他们不论是才学、能力还是品德，都无可挑剔，两次变法也可谓是轰轰烈烈，尤其是王安石变法，堪称是一次划时代的改革运动。可是，在两人主持的变法都失败的情况下，人们对于王安石的诟病似乎更多。提起范仲淹变法，大家最多说它有局限性，改革不彻底，可是提起王安石变法，抨击者却不胜枚举，自南宋以后，元明清官方更是直接对王安石变法进行盖棺定论，说它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最终导致北宋亡国。
这样的评价差异不禁令人深思，两人的变法都失败了，为何相比之下，王安石却饱受诟病呢?两次变法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它们又是如何造成这种“贬王”的局面的呢?
事实上，尽管王安石变法是对范仲淹变法的承继，但两次变法却截然不同。不论是变法的背景、内容、过程、影响，还是变法的主持者和支持力度，都存在巨大的区别。
在背景上，范仲淹进行变法前，北宋由宋仁宗统治。仁宗是一位仁慈有余但魄力不足的皇帝，他在位时期，北宋官僚队伍和军队数量都太过庞大，冗官冗兵的问题十分严重。这导致北宋的行政效率很低，百姓生活的也十分贫苦，辽和西夏还威胁着北疆。范仲淹时期，北宋的问题已经凸显出来，但是到王安石执政时期，北宋的“三冗”问题已经迫在眉睫，整个国家积贫积弱，不论是吏治、财政、军队还是土地，整个北宋社会几乎全部都是问题。与此同时，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失败也是王安石变法的背景之一。
背景的不同自然也导致两人变法涉及的领域不同。范仲淹向仁宗上的《答手诏条陈十事疏》中，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推恩信、重命令”等10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主张。通过范仲淹的条陈十事，很容易就可以看出，他的变法主要是针对吏治。其实，这也是庆历新政的主基调，这次变法以整顿吏治为主，至于社会经济的根本问题，范仲淹变法很少涉及。
可是，到王安石执政以后，北宋的社会问题已经迫在眉睫，而且，庆历新政的失败，也让王安石认为，光是整顿吏治，是没办法解决北宋的问题的。所以，王安石变法涉及的领域非常宽广。短短数年之间，王安石就已经在富国、强兵、取士三个领域中全面铺开十多项改革措施，其针对领域之广，改革决心之彻底，改革措施之多，改革理念之超前，在整个封建王朝历史上都是少有的。
然而，改革的越激进，就越容易得罪人。范仲淹光是改革吏治，就得罪了不知多少人，王安石却一下子将改革伸到北宋的各个领域，他触犯到的利益、得罪的人之多，可想而知。反对派攻击新政的最好方法，向来都是攻击新政主持者本人，所以，作为变法领导者的王安石，自然不会有什么好名声。
更何况，王安石本人性格上的弊端，也在变法中淋漓尽致的展现了出来。变法需要强人来领导，但王安石太过刚硬，他不允许有任何人反对变法，哪怕变法出现了问题，官员们如实汇报，王安石也一概不理。王安石定下目标以后，便一心向着目标前进，至于实践当中的问题，他相信都是可以得到解决的，这也使得王安石变法一旦出现弊端以后，很少能够进行改变。
与此同时，王安石为了确保变法进行，不惜制造冤假错案，他提拔的变法者中更是不乏投机取巧者，他们编制罪名，将许多正直的官员排挤出去，苏轼的“乌台诗案”便是其中一起。这样一来，王安石自然失去人心，文人中大多都对他颇有怨气，很多正直的官员看到百姓之苦以后，也对王安石愤恨不已。与王安石相比，范仲淹是外柔内刚，尽管他变法时也很果决，但他豪迈慷慨，不拘小节，深得同僚的尊重，即使是政敌也对他的品德大加称赞。
除此以外，范仲淹变法时任人唯贤，与他一起支持变法的杜衍、富弼、韩琦、欧阳修、蔡襄、孙甫、苏舜钦、王益柔、石介等人皆是当世名臣，他们不论是能力还是品德都堪称一流。可是，王安石变法时，由于不得人心，朝中德高望重的老臣们基本上都不支持，他为了推行新政，只能大量提拔才思敏捷的年轻官员，在这个过程当中，许多品德有问题的官员纷纷混入改革队伍，他们以改革为名，拉帮结派，结党营私，排除异己，使得新政被严重污化。
而且，由于仁宗性格懦弱，缺乏魄力，他对于改革的支持力度是很有限的，庆历新政本身也局限于整顿吏治。这对于改革家范仲淹来说当然是悲哀的，但这也使得庆历新政没有产生什么消极影响，最多说它是一次失败的变法。可是王安石变法有年轻的神宗的支持，他很有魄力，力排众议，完全的信任王安石。皇帝的信任让王安石可以大展手脚，但这也使得他过分自信，加上他本人刚愎自用的性格，让他看不到改革中出现的弊端。
王安石的各项变法基本上都有成效，但弊端也是明显的，他的新法常常出现危害百姓的现象。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是“去重敛、宽农民、国用可足、民财不匮”，(《续资治通鉴》)但新政颁布以后，皇帝的钱确实是多了，但百姓们却叫苦不迭，为了逃避保甲法，有的百姓甚至不惜自残。
从现在的眼光来看，将北宋灭亡归咎于王安石变法当然是不公平的，但他的变法客观上确实贻害无穷。范仲淹变法浅尝辄止，却保留了名声，王安石变法大刀阔斧，却身败名裂，不知对于这两位改革家来说，何者更加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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