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不了解长安城的管理模式，接下来跟着趣历史小编一起欣赏。
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求划分为五个层次，安全需求是仅次于生理需求的第二大需求。由此可见，安定的环境对人类生存的重要性。早在唐代，这种对治安的需求就已经引起了统治者的高度关注，而唐朝时首都长安又是如何加强自身的治安管理的呢?
一、长安作为唐帝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不仅自身涌动着错综复杂的暗流，而且还在不断的吸引着其他地方的势力
长安，在唐朝时不仅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而且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都市。因为这种独特的环境，长安的治安形势一直都不容乐观。
长安治安条件差的根源在唐初之际就已经埋下。唐代初年，唐高祖李渊属意其长子李建成为太子，但对于战功赫赫的二子李世民却也不加以打压，反而封其为天策上将，执掌军政大事。
这种危险的政治结构，直接导致了朝中人心浮动，让李世民产生了谋朝篡位的想法。
很快，在公元626年，李世民向李渊密告太子李建成与后妃有私。李渊大怒，召李建成入宫。李世民趁机在玄武门埋伏重兵，一举杀害李建成和李元吉，并逼迫李渊让位。这场事件被后世史学家称为“玄武门事变”。
玄武门事变宣告了唐高祖李渊时代的结束，也象征着唐太宗李世民时代的开始。此后，李世民治国有方，唐朝出现了第一个盛世——贞观之治，所以玄武门事变也被人不断美化。
但即便如此也依旧掩盖不了其弑杀兄弟、谋朝篡位的恶劣行径。所以，玄武门之变从发生之际就给当时的唐朝人民，尤其是身居旋涡中心的长安人民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扯下玄武门事变的历史色彩，它其实就是一场以武装暴力为手段的政治投机。然而这场投机给当事人带来的天大的收益，却直接点燃了长安无数人的欲望。
至此以后，投机和暴力就潜藏在长安甚至大唐人民的心里。在此基础上，侠文化野蛮生长。终唐一朝，民间侠文化浓厚就与此有巨大关系。
唐朝治安一直提不上去可以归咎于侠文化，但长安治安却远远不是一个侠文化可以概括的。
首先，长安是唐朝的首都，李唐皇族和公卿将相都生活在其中。这帮人天生凌驾于法律之上，再加上玄武门之变中李世民做的好榜样，所以成天想着怎么搞政治投机，武装夺权，即便是没什么志向的纨绔子弟，也少不了斗鸡走狗，呼朋引伴。有这么一帮人在，长安的治安几乎不可能会好。
其次，长安是唐朝的经济文化中心，这种定位天生就能吸引五花八门的人。尤其是唐朝开放的民族政策使得世界各国人都疯狂涌入长安，这其中鱼龙混杂，三教九流无所不包，想要在这种情况下管好治安，对于生产力落后的古代而言无异于天方夜谭。
最后，由于唐朝本身就是一个封建王朝，其自身衰亡是不可避免。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日渐式微，长安也屡屡遭受兵祸。在这种情况下，别说治安了，长安百姓想活下去都难。
二、虽然帝国设置了大量管理治安的机构，但由于扰乱治安的本来就是上流人士，所以这些机构往往落于形式
当时的长安对唐帝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毕竟长安是首都，是唐帝国的脸面。哪怕仅仅只是为了顾及自己的名声，唐朝统治者也不会放任长安的治安情况一再下跌。
正因如此，有唐一代，管理治安的机构很多。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负责整个长安地区治安管理和地方行政的京兆府，京兆府始创于唐朝开元元年，是唐玄宗为了管束长安地区日益严峻的治安形势而成立的专门机构。
京兆府不同于其它司法机构之处在于，京兆府不受逐级上诉的约束，凡是经过证实证据确凿的案件的案犯都可以当堂判处死刑的，相当于拥有“先斩后奏”的权利。
除京兆府以外，也有早在北周时就设立的的万年、长安二县。二县以长安朱雀大街为分界线，分管东西坊市，“养鳏寡，恤孤穷，审察冤屈躬亲狱讼，务知百姓之疾苦”，是长安治安管理的主要力量。
唐朝管理长安治安的最高机构是总管天下刑狱的御史台。在唐朝之前，御史台只负责参知政事，谏议国策。直到贞观年间，才增设了台狱司，开始拥有司法权力。由于御史台直达天听，故而对于皇亲贵族犯事，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
除以上三者以外，唐朝负责治安管理的机构还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讲了。从如此多的治安管理机构来看，唐朝的治安管理体系应该很完备。但也从侧面反映出唐朝的治安环境应该并不乐观，否则也不会连负责宫禁安全的左右金吾卫也兼具巡视长安各街市的职责。
但是，这么多管理治安的机构，在很多时候都在吃干饭。原因很现实，长安嘛!最不缺的就是有权有势的人。这些管理治安的机构看似权力很大，可是真要碰上背景大的，谁敢公正执法。
就比如，安史之乱爆发后，即位的唐肃宗为了借回纥兵力收复长安，向回纥人允诺，将整个长安的财货都赠送给他们。回纥人借此良机在长安城内烧杀掳掠、无恶不作。但长安有司没一个敢过问的。
即便是有一些良知尚存的机构想要管束，最终也因为遭到武力报复，最终不得不忍气吞声。
“回纥使掠人子女，所司禁之，殴击所司。”
——《资治通鉴》卷 二二四 唐纪四十(四)
又比如唐代宗时的宰相元载，独揽朝政、威势无双。其子仰仗元载之名，纠结流痞、收罗匪盗、欺男霸女、横行霸道，长安百姓深受其害，可却因为他是当朝宰相的儿子，没有一个机构敢出手惩戒。直到后来元载倒台，其子才受到株连而死。
由此可见，唐王朝所设置的这么多治安机关根本没有真正发挥作用。
三、长安城的治安在不同时代遭遇着不同的问题，但长安的治安情况是好是坏总体还是取决于最高统治者的意愿
有唐一代，无论什么时期，想要维护长安社会治安的难度都很大。因为很多不法分子都具有很深的社会背景，仅仅依靠相关治安管理部门是远远不够的。对付这种人必须要最高统治者下决心整治，才有可能实现。
比如唐玄宗时期，鄎国公主之子薛谂及其同党连年在京城横行霸道，劫掠钱财，但由于鄎国公主是唐睿宗之女，唐玄宗之妹，时人都不敢得罪，即便是专门管理长安治安的有关机构，也摄于其威势，不敢过问。
直到薛谂及其同党，越来越嚣张，最后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当街杀人，而且还将受害者煮了吃掉，这种丧心病狂的残忍行径直接惊动了玄宗，玄宗大怒之下，下令将其同党决杀于京兆府门，薛谂因为是皇亲，先判流放，后又赐死。直到此时，祸害长安多年的薛谂及其同党才彻底被拔除。
但是，唐朝的统治者并不是每一个都拥有玄宗这样的决心。
唐朝自安史之乱后，中央对地方军镇的信任降到最低点。为了制衡地方军镇做大，皇帝开始陆续重用一大批宦官掌权。这些宦官不仅可以参知朝政，而且能够染指军权，因此威势无两，无人能制。
而且，由于宦官居于深宫之内，行于诡域之间，虽然善于猜度人心，玩弄权术，但普遍目光短浅，德行不佳，所以对于普通百姓更是心狠手辣，欺压无度。
比如唐德宗时期出现的宫市，负责管理的宦官经常买东西不付钱或者以极少费用强买货物，对于敢于反抗的普通百姓甚至直接杖杀，不仅损害了宫市的经营利益，也招致了百姓的怨恨。
同样的例子还有依仗宦官权势的五坊使，假借为宫中捕捉鸟雀之名，在长安闹市张网拦路，勒索钱财，而且还纠结恶少，打杀百姓，引起了极大的民愤。但因为宦官权势过大，有司官吏大多不敢过问，其中恶者，甚至同流合污。
对于宦官的残民行为，虽有一些政治果敢的官员予以打击，但由于皇帝的偏袒，宦官们往往得不到任何惩戒。不过，一旦皇帝想要整顿，这些情况又会迅速好转。
唐顺宗即位后，由于不满宦官俱文珍专权，宣布罢去宫市，这一问题就彻底解决了。至于五坊小儿，由于宪宗、穆宗都忌惮宦官专权，为了打压宦官，罢免了五坊户、减少五坊小儿数量，并限制其出宫，甚至处死违法的五坊使，也使这一问题基本得到了控制。
由此可见，对于作为唐帝国首都的长安来说，仅靠治安管理机构是根本无法彻底整顿治安的。因为相较于长安城中动辄出现的王子皇孙们，庶民出生，位卑职小的有司官吏根本不敢执法。在这种情况下，帝国最高统治者的整治决心往往决定着长安治安情况的最终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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