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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四十一年(1776)，清高宗为明季殉节诸臣编了一部《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后，又诏令国史院弄了两卷《钦定国史贰臣表传》。《贰臣传》分甲、乙两编，甲编收对清朝赤胆忠心、积有功勋者，乙编为对明清都不尽忠且无建树的降官。

　　殿堂级书法大家王铎，迄至今日还很著名，有书法《拟山园帖》《琅华馆帖》《王屋图诗卷》和绘画《雪景竹石图》等一批好作品传世，却被爱好书法的乾隆帝在序言中点名：“因思我朝开创之初，明末诸臣望风归附。如洪承畴以经略表师，俘擒投顺;祖大寿以镇将惧祸，带城来投。及定鼎时，若冯铨、王铎、宋权、金之俊、党崇雅等，在明俱曾跻显铁，入本朝仍忝为阁臣。”

　　王铎和曾靠附逆魏忠贤起家的冯铨一样，不同于洪承畴、祖大寿那样在明亡前被清军迫降，而是在清军入关后才参加新朝的国家建设，却不幸免名列乙编的贰臣恶人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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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铎没有王羲之的显赫出身，其父只是一个爱读书的农民，种了十三四亩田地，但遭豪绅侵占陷害，贫困时不能一日两粥。他十二三岁才接触笔墨，先练了王羲之的《圣教序》，才开始零散地读古文。幸好有个舅舅组织乡学，他十五岁才进正规的学校接触到系统的四书五经。那一年，家里给他娶了一个大他两岁的老婆。

　　舅父陈具茨、岳父马从龙和发妻马氏，成了他的主要助学人。天启二年(1622)三月，年届而立的王铎进京参加殿试，名列二甲，赐同进士出身，与倪元璐、黄道周同改庶吉士。三人深交，始于此年，后来有了“三株树”与“三狂人”之称。

　　王铎供职翰林院编修，没有倚为靠山的政治资源，只能在魏门走狗顾秉谦、黄立极、冯铨的领导下，颠倒是非，攻击东林党人，全盘推翻既定的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的结论，为魏忠贤歌功颂德。

　　有谄事魏阉之嫌，然王铎是奉命参与者。崇祯帝追责魏党时，没有株连王铎，而是安排他到东宫任职，做过右春坊左谕德、右庶子。他职权不高，但诗书盛名在外。温体仁主政时，王铎不屑与之为伍，主动申请调到南京掌翰林院事。

　　两年后，王铎被召回北京任詹事，兼经筵讲官。他给崇祯帝讲儒家典籍，讲《中庸·唯天下至圣》时，结合时事，言语有“白骨如林”，激怒崇祯帝，差点治罪。

　　崇祯十二年，太子朱慈烺正式入主东宫，设置机构，由翰林院和詹事府出员兼任。廷议推荐翰林院侍读学士兼经筵讲官黄道周，遭首辅大学士张至发反对，张却支持王铎成为东宫侍班。给储君当师傅兼管家，前途无量，但王铎没干多久，因次女病逝，两次请假归里，后来他返京任翰林学士，不到一年又赴南京做礼部尚书。

　　王铎以家人先行，取路暂返老家孟津，他率家丁随后。家人半路陷入两千多人的农民义军重围中，王铎以二十五骑驰突往救，救出家人冲出重围。他还没抵达南京，老父病故，于是辞官服丧。不久，其母亡故。刚将父母葬入祖茔，妻子病逝。

　　家人不断离世，使他无法回京任事。崇祯十七年三月，朝廷命他回京任礼部尚书，他还没来得及赴任，就收到崇祯帝自缢煤山的噩耗。福王朱由崧组建南京政府，王铎与詹事姜曰广任东阁大学士。权臣马士英排挤史可法和姜曰广，却对王铎看重，加其太子少保、户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成为流亡内阁的次辅。

　　王铎六次上书请辞，弘光帝挽留，晋少傅。这次没走，却使五十四岁的王铎在多铎大军围攻扬州时，临危受命，作为弘光帝逃亡芜湖后的南京最高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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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治二年(1645)五月十六日，清军围城，王铎同礼部尚书钱谦益率留守南京的文武百官，在滂沱大雨中开城门，跪迎清廷的豫亲王、定国大将军多铎。

　　王铎跪掉了民族气节。摄政睿亲王对他很看重，命他以原职礼部尚书管弘文院学士，充明史副总裁。他的南明皇帝朱由崧，却被清廷押解进京处死了。

　　多尔衮摄政，王铎做过殿试阅卷官。他们的政治合作还算顺利。王铎因侍妾去世，归葬返京后，被安排到礼部做左侍郎，兼《太宗文皇帝实录》副总裁。顺治帝有意拉拢王铎，下恩诏晋为太子太保。顺治八年，大权在握的世祖将王铎升为少保。

　　御史张煊弹劾吏部尚书陈名夏“私庇南人”，压制资深的北方人王铎不能升尚书，而力荐资浅的南方人陈之遴为礼部尚书兼弘文院大学士。陈之遴被劾与陈名夏营私结党，不宜重用，但顺治帝认为他是人才，并不治罪，调任户部尚书。顺治帝任命王铎为礼部尚书，时为顺治九年三月，而王铎已经请假返回老家，重病在床，并未就职，同月病逝。朝廷收到讣告后，赠太保，谥文安，荫其孙中书舍人。

　　但是，乾隆帝知道，王铎在明末政坛以忠直闻名，极力反对权臣杨嗣昌对清军主和政策。当其好友黄道周批驳杨嗣昌对清休战谋和，遭处以贬官六秩之严惩后，王铎仍上疏：“言边不可抚，事关宗社，为祸甚大，懔懔数千言。”杨嗣昌大怒，使人向崇祯帝告发，请求对王铎课以廷杖刑罚。消息传出，王家老小惊恐不已，而王铎神态自若，毫无畏惧。他还向朝廷举荐其四弟王镆，请求允许他们兄弟领四千强兵，请缨以击寇颈，致意阙下。

　　而到了清朝，王铎虽非极受重用，也是位高权重，但他缄默无声，碌碌无为。他仕清七年，写了不少有名的字帖和诗作，却在本职工作上政治建树寥寥可数：一、顺治八年三月，疏请皇帝尊师重道，“幸学释奠”“修葺圣庙”，照例调衍圣公及四姓博士赴京陪祀，行孔孟之道;九年二月，代表皇帝祭告西岳、江渎。除此之外，再无其他政绩记录了。

　　治绩不佳，但艺术成就高。王铎博学好古，诗书盛名在外，力矫积习，独标气骨，苍郁雄畅。后人给其“神笔王铎”的美誉，甚至认为其草书“后王胜前王”，即超过了王羲之。仕清后，他的字越写越好，布局匀称，线条飘逸舒展，行笔充实，转笔畅达，参差起伏，跌宕自如。此外，他还是一个高产诗人。他终生坚持“一日临帖，一日应请索，以此相间，终生不易”，遍临魏晋、唐宋法帖，一生的书法作品超过万件，传下来的墨迹本近千件，还写了两万余首诗，多有忧国忧民的情怀。

　　这份伟大的艺术成就，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的，却使也爱书法、写诗高产的乾隆帝质疑他身居要位恶而不务正业的忠诚度：纵有神笔美誉，纵有忧乐情怀，也替代不了他的政治作为。

　　他把大量的时间给了临创书法、写诗作文、游山玩水，既不像洪承畴那样为统一大业殚精竭虑，也不同于冯铨、金之俊为内政治理出谋划，完全是怠政不作为。

　　这些都受顺治帝礼遇或重用、为清朝一统天下建功立业的降臣，在一百多年后，都被乾隆帝嗤之以鼻，悉数打入“贰臣传”。乾隆帝认为曾祖父顺治帝之所以用他们，为“开创大一统之规模，自不得不加之录用”。他用近乎仇视的眼光，看待这些贰臣：“朕思此等大节有亏之人，不能念其建有勋绩，谅于生前;亦不能因其尚有后人，原于既死。今为准情酌理，自应于国史内另立《贰臣传》一门，将诸臣仕明及仕本朝名事迹，据实直书，使不能纤微隐饰，即所谓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者……此实乃朕大中至正之心，为万世臣子植纲常!”(《明季贰臣传序》)

　　乾隆帝这么做，有自己的政治目的。他不好明说顺治帝崇汉抑满的是非观，而以此作铺垫，在此后不久，即乾隆四十三年，为遭顺治帝削爵戮尸的多尔衮正式平反，恢复睿亲王封号，评价其“定国开基，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

　　多尔衮身后荣辱，百年巨变，那是皇家内部争斗此起彼伏的结果。而贴在王铎等身上的贰臣标签，却因历史的存在而不可能被揭去。哪怕他因气节自亏抑郁而卒，纵然他的诗书名气再大、影响再久、成就再高，也无法改变屈节降清的事实。

　　这是王铎那一类人的不幸和悲哀。

　　当然，历史也不会因为那些贰臣的标签甚至烙印，而淡化他们为明清之际的社会秩序重建所贡献的大大小小的力量。

　　王铎虽政治作为不大，但他留下的笔墨还是当时文化史的一大亮点，这是附庸风雅、标榜文治的乾隆无法比拟、不无嫉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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