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末起，中日外交基本都是民间私船往来。到了宋代，日本官方对中日外交仍十分消极，渡海入宋的多是日本僧侣，称为“入宋僧”。宋廷极力塑造四方来贺的“大国”形象，于是这批非官方使者被贴上“朝贡使者”的标签，外交地位一下子不平等了。
入宋僧中最著名是奝然，他几乎独自撑起了整部《宋史》的《日本传》。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八月，奝然为求取佛法，乘坐民间商船入宋，年底到达开封。此时宋太宗已在位八年，除了在军事上对辽、交趾失利外，朝野一片欣欣向荣，所以他急需“四夷宾服、万国来贺”的场面以烘托盛世。之前高丽遣使而来时，太宗还册封了高丽国王，当时日本的国力又远非高丽可比，所以更受官方重视。
雍熙元年(984年)三月，太宗亲自接见奝然。奝然献上十几件青铜器，若他真是官方使者，这点“贡品”无疑太寒酸了，但太宗乐意装糊涂。奝然不会说中国话，却擅长写隶书，于是“以笔代口”与太宗交流。太宗因此知道了日本的一些风土人情，对“世袭罔替”的天皇制度与官僚制度尤其感兴趣，无不羡慕地叹道：“小小岛国竟尚存古道!”并以此为榜样，教导现场的臣子用心辅佐自己，让赵氏帝位永固，这样他们的荣华富贵也能世代相传。
太宗对奝然的一系列回答非常满意，于是允许他在各大名寺自由参观。奝然回国时带走大量经书，并在日本仿建了五台山的清凉寺。几年后，奝然派弟子入宋，特意为太宗献上一份谢表，以示不忘皇恩。太宗非常高兴，得意地对臣子说：“你看，古道尚存的小国对咱多有礼貌!”
在太宗的倡导下，入宋的日本僧侣越来越多，地位基本相当于唐代的遣唐使。尽管这些僧侣并非由日本官方委派，连正经国书、贡品都没，但仍被宋廷用以装点门面。他们与宋廷的交往缺乏政治性，却在双方的经济、文化领域扮演着积极且重要的角色。
比起宋廷，日本官方对中日外交的态度更为懈怠，因为当时天皇大权旁落，日本政治逐渐转变为“摄关政治”—天皇幼时由大臣代行政事，称“摄政”;天皇成年后亲政，摄政改称“关白”，辅助天皇处理政事。这种情况类似于中国的外戚干政，直到北宋后期，日本官方才勉强解决自己的一摊“烂事”，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开始松动。宋廷终于迎来真正的日本使者，当然，无论他们在政治、外交方面如何独立甚或强势，在大宋皇帝眼中，他们仍是前来高攀的“朝贡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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