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赵祯为什么能被后世的士大夫所称道?他是个怎样的君主?

  说到宋仁宗,大家都会想到什么呢?下面趣历史小编为各位介绍一下此人的历史事迹。

  仁宗朝有很多能反映制度运行的事件。仁宗未必是这些事件的主角,但这些事件构成了作为君主的宋仁宗必须面对的制度环境。仁宗往往被当成这一制度中的一个符号、一种象征——至少对宋朝士大夫来说,他们显然更希望君主成为制度的符号,因而,君主不应该表现出过于明显的个性,不应该流露出个人的爱憎。换言之,作为君主的仁宗与作为个人的赵祯,这两种角色有时候是相冲突的。我们发现,当发生角色冲突时,仁宗常常选择克制自己的个人情感与偏好。仁宗之所以为后世士大夫所称道,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从未唱主角

  而当人们提及皇帝中的艺术家、艺术家中的皇帝时,想说的也必定是宋徽宗赵佶,而不太可能是赵祯。但赵祯也是一名颇有才情的艺术家。他从小就喜欢绘画,“在春宫,闲时画马为戏”。其书法造诣更是不输宋徽宗 :“万几之暇,惟亲翰墨,而飞白尤神妙(飞白体,指中国书法的一种笔法)。凡飞白以点画象物,而点最难工。”他还通晓音乐:“洞晓音律,每禁中度曲,以赐教坊,或命教坊使撰进,凡五十四曲,朝廷多用之。”

  然而,不管在彼时的文艺圈内,还是在长时段的艺术史上,赵祯都籍籍无名,存在感非常低,以至宋人认为“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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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民间文人编造故事,也不喜欢拿赵祯当主角。宋太祖有“千里送京娘”的传说,宋徽宗有“私会李师师”的演义,明朝正德皇帝有“游龙戏凤”的风流韵事,赵祯却连一个可供坊间文人津津乐道的传奇也没有。即使在广为传播的《狸猫换太子》戏文中,那个可怜的太子就是赵祯,但他扮演的却是“打酱油”的角色,真正的主角是包拯,戏文成就的也是“包青天”的美名。不仅如此,杨家将故事、呼家将故事、狄青故事都发生在赵祯御宇的时代。就连讲述徽宗朝故事的《水浒传》也是从仁宗朝写起:“话说大宋仁宗天子在位,嘉祐三年三月三日五更三点,天子驾坐紫宸殿,受百官朝贺。”但在这些故事演义中,赵祯总是充当“背景板”,出演“路人甲”,从未唱主角。

  “ 钜公辈出,尤千载一时也”

  学术界,宋代可谓百家争鸣,形成关学、濂学、朔学、洛学、蜀学、新学、象数学诸流派,而这些学派的创始人或代表人物都生活在仁宗朝 ;著名的“宋初三先生”(石介孙复胡瑗)与“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全是活跃于赵祯时代的大学者。

  政治家,不但主持“庆历新政”的范仲淹富弼韩琦杜衍诸人是仁宗朝的中坚,而且,领导“熙丰变法”的王安石章惇、吕惠卿、邓绾等新党中人,主导“元祐更化”的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苏辙等旧党中人,也是在赵祯时代的政坛中崭露头角的。

  科学界,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有三项均出现在赵祯时代;宋代最聪明的两名科学家——苏颂与沈括,都成长于赵祯时代。

  一个庸常君主御宇的时代,为什么会涌现出如此之多的杰出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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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二年如梦”的集体回忆

  北宋嘉祐八年(1063)三月二十九日,五十四岁的赵祯走完了他庸碌的一生,逝世于东京(今河南开封)大内福宁殿。北宋著名的大学者邵伯温当时才七岁,与父亲邵雍居住在西京洛阳。多年之后,邵伯温仍记得清清楚楚:当赵祯龙驭上宾的消息传到洛阳时,“城内军民以至妇人孺子,朝夕东向号泣,纸烟蔽空,天日无光”,大家都悲从中来,沉痛悼念先帝。邵氏的友人周长孺赴四川剑州普安县就任,行走于乱山之间,但见“汲水妇人亦戴白纸行哭”。王安石说仁宗皇帝“升遐之日,天下号恸,如丧考妣”,并非夸大之词。

  当宋朝派出的使臣前往辽国告哀之时,发现辽国人也在哀悼宋朝的皇帝,“燕境之人无远近皆聚哭”。辽国皇帝辽道宗耶律洪基得悉赵祯驾崩,抓着宋朝使者的手号恸:“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耶律洪基还下诏,将宋仁宗昔日赏赐的御衣下葬,造了一座衣冠冢,“严事之,如其祖宗陵墓”。

  不知何时,也不知是哪一位宋人,经过永昭陵,看着眼前物是人非,触景生情,在壁间题下一首深切怀念仁宗时代的绝句:“农桑安业岁丰登,将帅无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归梦想,春风和泪过昭陵。”当宋人回忆起仁宗时代,感觉那是梦一样地美好而易醒。

  赵祯时代也被誉为“盛治”,是治世的楷模。“视周之成康,汉之文景,无所不及,有过之者,此所以为有宋之盛欤”——这话是邵伯温对赵祯时代的评价,却几乎是宋代士大夫的共识。北宋苏轼说:“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南宋卫泾说:“……故嘉祐之治,振古无及,社稷长远,终必赖之由此道也。”

  一个显然并不完美的君主及其时代,为什么得到了宋代士大夫众口一词的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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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儒家对一位君主的最高评价

  明朝士大夫朱国祯纵论千古帝王,说:“三代以下,称贤主者,汉文帝、宋仁宗与我明之孝宗皇帝。”在他心目中,只有汉文帝、宋仁宗与明孝宗才配得上“贤主”之誉。明代最出色的内阁首辅张居正给年幼的万历皇帝编撰《帝鉴图说》,择上自三代圣王、下迄两宋君主“善为可法”者,集成“圣哲芳规”八十一则,其中来自汉文帝、唐太宗、宋仁宗的“善为可法”事迹最多。明末大学者王夫之对宋王朝的整体评价并不高,但他却不能不承认:“仁宗之称盛治,至于今而闻者羡之。帝躬慈俭之德,而宰执、台谏、侍从之臣,皆所谓君子人也,宜其治之盛也。”

  赵祯并不是一名个性张扬、经历丰富的人,他的一生太平淡了,生于宫禁之内,成长于宫禁之内,老死于宫禁之内,如果不是出于礼仪所需,他不被允许踏出宫城。任何一名书写仁宗传记的作者,恐怕都无法如同给同一朝代的宋太祖、宋太宗与宋徽宗、宋高宗立传时那样津津有味地描述皇帝的个人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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