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5月26日，中国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敦煌莫高窟下寺道士王圆箓在清理积沙时，无意中发现了藏经洞，并挖出了公元四至十一世纪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法器等文物4万余件。
价值
这一发现为研究中国及中亚古代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政治、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科技提供了数量极其巨大、内容极为丰富的珍贵资料。后经英、法、日、美、俄等国探险家的盗窃掠夺，藏经洞绝大部分文物不幸流散到世界各地，仅剩下少部分留存于国内，造成中国文化史上的空前浩劫。
来历
自从西汉丝绸之路开通以来，敦煌就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之一，往来客商和政府驻军使敦煌辉煌了一千余年之久。到赵匡胤建立宋朝的时候，由于宋朝软弱无能，没有能够收复河西走廊。此时敦煌由唐末以来的地方割据政权归义军所控制，面临着回鹘和西域的伊斯兰教势力的威胁。此时敦煌称沙州。
宋咸平五年(1002年)归义军内部发生兵变，归义军领袖曹延禄与其弟曹延瑞被迫自杀。延禄的族子曹宗寿在众人推举下掌握了归义军政权，宋朝政府遂任命曹宗寿为归义军节度使。战争和内乱使曹氏归义军政权迅速衰落，而沙州地区的回鹘势力在这一时期却得到了迅速发展，成为与归义军政权抗衡的重要力量。
此时，归义军政权已不堪一击，任何外来的攻击和内部的骚乱都足以使其倾覆。这使得在归义军政权庇护下的沙州佛教势力感到极度恐慌。
景德三年(1006年)，信奉伊斯兰教的黑韩王朝灭掉于阗佛教王国，这个消息很可能被从沙州寺院东逃的于阗人得知，在佛教像法灭尽思想的影响和穆斯林东进的威胁下，莫高窟的一些寺院将一些重要的经卷和佛像、幡画等集中起来，收藏在原来存放各寺剔除的经卷、外典、过时文书、旧幡画、佛像的洞窟中(今编号为第17窟)，并将该窟洞口封闭起来，做了必要的掩饰。以后，由于当事人和知情者逐渐离开人世，藏经洞的情况也就不再为世人所知。
藏经洞是莫高窟17窟的俗称。此窟原为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年)时开造，为当时河西都僧统洪辩的影窟。约在11世纪，西夏统治敦煌时期，元代统治者占领敦煌以前，莫高窟的僧徒们，考虑到战争的灾难，于是就把寺院历代保存下来的经卷、文书、档案以及佛像画等全部封存在此洞里，然后外筑补壁，并绘壁画掩人耳目。后因僧徒也逃战争之难未归，洞窟颓废，年久日深，洞窟甬道被风沙淤塞，竟因此幽闭近800年。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莫高窟道士王圆箓，率人“以流水疏通三层洞沙”，秘室始现于世，并谓之“藏经洞”。藏经洞出土了敦煌遗书中最大宗文献，尤为历史文化名城锦上添花。它又成为分别研究起自东汉、中经两晋、北魏、西魏、梁朝、北周、隋、唐、五代、北宋、西夏、下至元朝、涵盖各朝代文明的重要资料。
敦煌学家姜亮夫教授认为“整个中国文化都在敦煌卷子中表现出来”。首先发现敦煌遗书的重要价值者，是我国的金石学家叶昌炽，他在《语石》中，不仅录述莫高窟碑石，且对敦煌遗书作了颇为独到的阐述。该窟发现数以万计的古代佛经、道经及世俗文书等，是研究我国近两千年学术文化发展的宝贵文献，历史之积文终成后世之瑰宝，实为我国学术及世界学术之大幸。
敦煌石窟密洞中，所藏遗书以佛教典籍最多，还有天文、历法、历史、地理、方志、图经、医书、民俗、名籍、帐册、诗文、辞曲、方言、游记、杂写、习书，成为多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依据和补充参证，其主要部分又是传统文献中不可得见的资料，价值尤为珍贵。所以被视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四次大发现之一。
敦煌遗书以汉文最多，又有吐蕃文、回鹘文、西夏文。蒙古文、粟特文、突厥文、于阗文、梵文、吐火罗文、希伯来文等多种古代民族文字，成为研究这些古代民族语言文字和民族历史、宗教、文化的珍贵资料。它又具有民族学价值和国际意义。敦煌遗书以卷轴装为主，又有梵箧装、经折装、蝴蝶装、册子装和单页等多种形式，还有一些拓本、印刷本和刺绣本，在书籍发展史及书籍装帧史、印刷史上都是难得的实物资料。尚有更多材料，犹如明珠还埋于砂砾之中，有待识者发现和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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