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祖李渊，一生中有过三个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发生在隋朝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当时李渊51岁，还是隋朝太原留守。他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最终决定在当年七月正式起兵造反，从此踏上了他的帝王之路。第二个转折点发生在隋朝大业十三年十一月，李渊攻克长安，占据关中，并在此地开国称帝，成为大唐朝第一任皇帝。
这两个转折点对于李渊而言都是好事，但第三个转折点却让李渊的人生由此急转直下。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初四，李渊的三个儿子李建成、李世民和李元吉，争夺储君之位的斗争达到白热化，在玄武门之外大打出手，最终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惨败，并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玄武门之变，既是李世民夺取储君之位的关键一步，也是羽翼丰满的李世民，对李渊手中的皇权发出了第一次强有力挑战。李渊惶惑不已地发现，往日那个低眉顺眼的二儿子李世民，已经成了一个令人生畏的可怕对手，为了皇权他可以不择手选，不惜以牺牲家人亲情为代价。玄武门之前的血泊，让李渊忽然明白，他的时代已经成为了永远的过去式。他一生中的第三个转折点来临了。
玄武门之变后的第三天，李渊下达诏书，把李世民立为皇太子，并宣布由皇太子李世民“庶政皆断决”。李世民成为唐朝的实际掌门人。不足两个月后，李渊下达退位诏书，禅位于皇太子，李世民终于如愿以偿当上了唐朝皇帝，李渊退居二线成为太上皇。
此时的李渊刚满六十岁，此后到贞观九年因病去世，他整整当了九年的太上皇。李渊的人生的最后九个年头，到底过得怎么样?事实证明，因为皇权之争，李渊和李世民父子二人之间已经产生了难以愈合的裂痕。在唐朝开国战争中，李渊一方面极度依赖李世民南征北战、扫灭群雄，另一方面，却又按照“立嫡以长”的古训，把李建成立为皇太子，可想而知李世民心中的愤懑压抑之情有多强烈。
李世民登基后，这种情绪很快毫无掩饰地表露出来。他一登基，立即大刀阔斧地对李渊时代的诸多方面进行了革新取舍，“纵禁苑所养鹰犬，并停诸方所进珍异，政尚简肃”，同时又把被李渊贬谪出京的房玄龄、杜如晦任命为中书令、兵部尚书，在用人治国方面都与李渊的方针相左，丝毫不顾及李渊的面子问题。
李渊在位时最宠信的大臣裴寂，也成为李世民的攻击目标。贞观三年，李世民在处置妖僧法雅一案中，与法雅素无瓜葛的裴寂，也被莫名其妙牵扯进来，以知情不举的罪名，被李世民处以“坐是免官，削食邑之半，放归本邑”的处罚，剥夺一切官职，削减半数食邑，贬谪回原籍。李世民在斥责裴寂时，还夹枪带棒地说了一番话：“武德之际货贿公行，纪纲紊乱，皆公之由也!”
表面上看来，这番话是在批驳裴寂，实际上矛头直指李渊，言外之意说李渊昏聩不明，他在位的武德年间朝政混乱。宋朝史学家胡三省就为此愤愤不平地说：“上皇闻帝此言，其心为如何?”太上皇李渊要是知道儿子李世民这番话，心里该有多难受?
李世民不仅在朝廷中全面削弱李渊的威望和影响力，在生活待遇上也对李渊很不恭敬。大臣马周是个直言敢谏之人，他一再上书，指责李世民不够孝顺。他在奏折中引经据典地教训李世民：“臣又闻圣人之化天下，莫不以孝为基”，“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
马周之所以如此劝谏李世民，认为他不够孝顺，有着充足的事实依据。他在奏折中，明文指责了李世民的几个不够孝顺的举动，一是李世民不顾父亲春秋已高，长时间不去看望父亲，因此他建议“陛下宜朝夕视膳而晨昏起居”，夺去关心一下老人的饮食起居。
二是李世民自己住在高大华美的太极宫，却让李渊住在城外“甚为卑小”的大安宫，让天下人看见，“蕃夷朝见及四方观听，有不足焉”。他建议李世民应当给李渊整修大安宫，“营筑雉堞，修起门楼，务从高显，以称万方之望”，如此才能“大孝昭乎天下矣”。
三是盛夏酷暑时节，李世民到长安城外天台山九成宫避暑，却把李渊留在狭小闷热的大安宫中，“太上皇尚留热所，而陛下自逐凉处”，实在有些过分。由此可见，李渊当太上皇的这几年，处境待遇一落千丈。围绕皇权形成的矛盾和隔阂，泯灭了家庭亲情，李世民某些方面对他确实不够孝顺，所以才会受到指责。看来古代生在帝王之家也未见得都是好事，最起码很难享受到天伦之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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