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时期的后蜀国君孟昶，是历史上著名的亡国之君。他在位期间，耽于逸乐，每天与花蕊夫人醉生梦死，最终在宋朝大军攻击下国破家亡。不过这个孟昶也并非生来就是不成器的货色，他在登基初期的几年内，也曾认认真真治理国家，勤政爱民，整顿吏治，干得有声有色。
孟昶的文采很好，他为了诫勉各地官吏洁身自律，写过一首著名的“官箴”诗：“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苦口婆心教诲官员们要清廉自守，不可见利忘义。孟昶的想法，也是历代皇帝们共同的想法。
自古以来，贪官污吏就是国之大害。他们占据高位，手握大权，不仅不去报效国家、为民造福，反而把手中权柄当成捞取不义之财的工具，挖空心思徇情枉法，中饱私囊。他们的存在，不仅侵吞了海量的国家财富和民脂民膏，还严重败坏了朝廷形象，践踏国家法律尊严，危害之严重可谓罄竹难书。
历代皇帝为了惩治贪官污吏，也是想尽办法，费尽心机。但是“自古财帛动人心”，金银财宝的诱惑，是如此强烈，总会有一批又一批官吏如飞蛾扑火一般铤而走险。为了彻底压下这股歪风邪气，皇帝们制定了极为严厉的惩戒手段，其中数明太祖朱元璋下手最狠。
《廿二史札记》记载，明朝开国后，朱元璋为了严惩敢于以身试法的贪墨之徒，制定了近乎残酷的惩罚标准：“明祖严于吏治，凡守令贪酷者，许民赴京申诉。赃至六十两以上者， 枭首示众”。哪个官员只要敢于贪墨超过60两银子，一概杀头，绝不姑息。朱元璋铁腕无情，说到做到。在洪武年间掀起的十余次屠戮功臣浪潮中，数万人掉了脑袋，很多人被杀的原因其实并不是什么“功高震主”，而是贪墨腐化。
到了清朝时，这种局面却为之一变，处理贪墨官吏的标准大大提高。《雍正上谕》记载，“挪移一万两以上至二万两者，发边卫充军;二万两以上者，虽属挪移，亦照侵盗钱粮例拟斩”。一下子把处斩标准提高了三百多倍。
乾隆四十六年，甘肃发生一起震动天下的特大贪墨案件。甘肃布政使王亶望，勾结各县地方官，大肆推行“捐银纳官”，说白了，就是让豪绅富户可以向官府交纳一定数量的钱粮，成为“国子监生”，获得做官的资格。按理说，这笔巨额银两应当如数上缴国库，但利欲熏心的王亶望，却与各县官员通同作弊，以“甘肃旱灾、赈济灾民”为由，把这笔钱全部私分侵吞。
案发之后，乾隆皇帝暴跳如雷。因为甘肃这起贪墨案件，无论涉及官吏人数之多，侵吞银两之多，都创下清朝开国以来纪录。盛怒的乾隆下旨严加惩处，“冒赈至二万以上皆死，於是坐斩者栋等二十二人”。共有22个贪墨银两超过2万两的官吏被处死。
清朝皇帝为什么把斩杀贪官污吏的标准定得这么高?因为问题根源与他们自己密切相关。清朝皇帝对待大臣非常吝啬，一品大员每年的俸禄只有180两银子，180斛米。七品县令，一年只有45两银子，45斛米。官员们靠这点收入，要应付一家老小生活开支、雇佣幕僚、奴仆，迎来送往交际招待，显然根本不敷使用。
在此前提下，清朝官吏们贪墨之风盛行，几乎有官皆贪。清朝皇帝们在官员俸禄上省下大笔银子，也对这种情况心照不宣，默认官吏们“吃个半饱自己去找”的灰色牟利手段存在。结果这种局面引发恶性循环，贪墨之风愈演愈烈，吏治日渐败坏。虽然清朝皇帝们后来有所警觉，采取过养廉银等手段，但已经积重难返，清朝覆灭也就不可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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