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觉”是“佛”，《后汉书·西域传》最早记载：西方有神，名曰佛。古代的神是具有超人能力的存在，天地万物的创造者和统治者，人间统治者服从于“神”，西方神即“东方神”。佛教是当今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佛教的地位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都是比较高的，中国本土宗教道教远不及它。道教、佛教和儒教并列中国，儒教一代强过一代，鲜有衰败，因为这是中国统治者统治中国的基础和根本，动摇不得;道教和佛教则是你衰我涨、你强我弱的局面，两者似乎在较着劲，但是谁也没彻底压倒谁。佛教文化博大精深，从秦汉时期传入中国后的两千多年间，佛教兼容并包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儒家和本土宗教道教，佛教完成“去异国化，成中国化”，这样的转变并非一蹴而就和一帆风顺的，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佛教屡次遭到浩劫。
唐朝初期尊道抑佛，武则天上台执政后大改大唐李姓皇族尊道教创始人老子为祖先的风格，开始压道扬佛。佛道之争延续千年。中国历史上，只有“灭佛”之举，而鲜有“灭道”之行，有也只是顺带。佛教经过多次“消灭”，却怎么灭都灭不掉，好比大火烧过的野草，春风一吹再次生长，迸发出勃勃的生机。灭佛不但是中国宗教史、中国佛教史的重大事件，也是中国古代史中的重大事件。北魏太武帝灭佛是最狠的一次，下令禁断佛教，还颁布“沙门无少长悉坑之”的诏书，这不仅是佛教和当时百姓的灾难，也是我华夏文明的大灾难。
北魏太武灭佛之背景
中国自西汉始，封建社会的思想基石和统治基础都在”儒家“，作为西来文化的佛教思想理念与儒家伦理纲常相违背。例如儒家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佛教提倡“遁入空门，不问世事”。这种文化冲突背景下，佛教在中国大地上肯定是不会顺风顺水度过千年的。佛教有时与奉承儒家文化为信条的封建地主阶级产生利益冲突，佛教常常是取得一时之大胜，而后面临毁天灭地的灾害。“佛”在西汉时与道教中的黄老方术并列一体，或者说佛家依附道教黄老，热衷他们的仅有西域使臣商贾，士大夫阶层对其没多少感触，也不愿意去接近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佛教逐渐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道德理念、习俗政治等等融合，开始变成“中国的佛教”，被百姓和士大夫所接纳。
魏晋南北朝是佛教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历史渊源在晋篡魏统一天下，不少读书人士人逃避现实，开始好山乐水，不敢问政事不愿闻政事，佛教恰好给他们一片能够得到片刻安宁的精神天地，佛教从这时候开始真正影响中国文明。魏晋之后的南北朝，为后来隋唐佛教形成中国化奠定基础。当时南朝佛教崇尚玄学义理(魏晋士人影响)，北朝佛教则重视宗教行为。佛教教义正是在这一段时间得到拓展发展，不再小家子气，而是囊括天地万物。佛教人士的民间行走让其思想逐步被中国百姓认可接纳、深入了解，士大夫阶层也因此逐渐靠近佛教。
佛教教义同时在影响着中国大地上的建筑，修寺造像积攒功德，追求下一世的幸福，大同云冈石窟与洛阳龙门石窟是最好例子，若不是心中有所图谋的利益，怎么会花费倾国之人力物力财力修建。北魏鲜卑族入主中原大地黄河流域，为巩固统治所以标榜华夏正朔，建立起儒家的伦理纲常秩序。北魏统治者拓跋氏因特别需要儒家文化巩固自己在黄河流域的统治，渐渐汉化，其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了解到佛教。由于北魏社会的极端分裂，统治者不满足于巨大的物质享受还需要弥补内心空虚，被统治者被压迫极深生活中没有丝毫乐趣和希望。这时佛教理念深深吸引着他们，让他们不再死气沉沉、充满绝望，而是信奉佛教，修善积德期待来世。
北魏初期是给予佛教特别多的尊重的，不过也将佛教纳入国家管理范围内，可同时举行的措施是大大利于佛教发展的。北魏太祖道武帝亲下诏书：“夫佛法之兴，其来远矣。济益之功，冥及存没，神纵遗轨，信可依凭。其敕有司，于京城建饰容范，修正宫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北魏对佛教的管理是宽松的，甚至不算一种管理，而是一种隐性提高、变相尊为国教。官府礼遇佛教僧人，协助修建寺院(帮助佛教徒有所礼佛的场所)，加封任命出佛教领袖法果为道人统(又称沙门统，官职名)总摄僧徒。后来大兴灭佛的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即位之初对佛教也是支持政策的，统治阶层和佛教僧人的关系颇为融洽。但是过了不久，为什么又要大动干戈地去灭佛呢?这就涉及到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佛教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具有宗教、政治、经济性质的社会组织，一旦有不臣之心，上逼天下，下挟臣民，有很大的威胁和隐患。
北魏太武灭佛之原因
王朝灭佛，其原因自然不可能是简单的一方面两方面，肯定是全方面的。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446 年)少数民族政权开始灭佛。上文略微提到佛教之组织庞大，北魏太武帝不放心这把利刃不在自己手中。北魏灭佛的根本的原因就在拓跋焘担心佛教势力联合起义反叛势力威胁北魏王朝，这种担心不是无端放矢的，当时的起义军已经威胁到北魏政权，而且北魏鲜卑族统治者是外来者入住黄河流域的。一次偶然，发现长安种麦寺发现大量弓矢矛盾等兵器，还藏着各种各样的财富，与各地郡守富人关系匪浅，更有“沙门饮从官酒，与贵室女私行淫乱”。
三纲五常是封建王朝和王朝皇帝统治天下的理论基础，但是在抛弃人世间所有情感和义务的眼中佛教徒，这些什么都不是，“君为臣纲”是不可能被认可的，“孝道”和“宗族”是不存在的，这是非佛教信徒的统治者中万万不能接受的。儒家反佛教，中国本土宗教的道教也不例外，都是宗教，矛盾自然会被激化，而恰好太武帝也在反佛教。
此次灭佛不是突然开展，其实是有所前奏的，“寻以沙门众多，诏罢年五十以下者”，这是拓跋焘的第一次抑佛记载。佛门中人众多，已经严重影响到国家的正常运转，赋税源、兵卒源和徭役源不足。效果不太明显，八年后再次下诏不允许王公之下的官吏权贵蓄养僧人，违令者灭门杀僧，再次限制佛教徒人数。但是，成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斐然，即便他的诏令下的如此严苛凶残。
公元446年灭佛正式开始：诏诛长安沙门，禁破佛像，敕留台下四方令，一依长安行事。
北魏太武灭佛之举措
此次灭佛就像打仗，还不是一个月两个月的，而是时间长达六年之久的，乃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废佛事件。上文原因处提及拓跋焘两次诏书限制僧人数量均没有多少成效，正式灭佛后他采取了更加严厉残暴的措施抵制佛教。佛教寺院无一例外被废除，其中的佛教经典和佛像全数捣毁，佛教僧人不论老幼一律坑杀埋于山中。少数的漏网之鱼得以逃生南方，还是北魏太子仁慈延迟宣布的诏书，才保留下一点火种，北魏境内僧人皆被杀之。“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佛图形像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那些寺庙外的佛门经书也不能放过，全部得焚毁。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佛真就这么顺利吗?当然不是，诏令执行上有着些许阻碍，地方郡守富商不敢阻碍太多，中央监国太子拓跋晃屡次谏言“杀沙门之滥，又非图像之罪。今罢其道，杜诸寺门，世不修奉，土木丹青，自然毁灭。如是再三”，拓跋焘不听，但还是默许太子暗地里包庇一些佛教僧侣和经论。拓跋焘从开始的亲佛到后来的灭佛，有着信奉道教的因素，因而一步步对佛教的措施一步步严厉起来。
拓跋焘没有采取什么其他的措施，直接一刀切地举起屠刀，就好像一位行走江湖多年的决定刀客，面对强敌直接是单刀直入想一刀毙命，殊不知对方也是强者，内功强者，给自己留下隐疾。
总结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攻灭胡夏、北燕、北凉，征伐山胡，降伏鄯善、龟兹、粟特等西域诸国，驱逐吐谷浑，攻取刘宋河南重镇，统一中国北方，远逐柔然，饮马长江，国内厉行汉化改革等仁政，本是明君贤主、千古一帝的人物可是因为不分是否对错的全国灭佛，导致历史评价没有本应该的那么好。灭佛的确让国家强盛、社会安定、统治和谐，可是拓跋焘的做法过于残酷激烈，实在难以让人接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的虞世南评价：俱有异人之姿，故能辟土擒敌，窥觎江外。然善战好杀，暴桀雄武，禀崆峒之气焉。至於安忍诛残，石季龙之俦也。
个人以为这是最恰当的。身为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灭佛之举却是得做，但是“大兴杀戮”的理由，晚年的拓跋焘因此常常感到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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