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提到唐朝诗人的雅号，大多以李太白“诗仙”出尘，杜子美“诗圣”沉郁，王摩诘“诗佛”禅静为先，此三人为盛唐一流诗人之翘楚，因此也广为大众熟知。至于“诗骨”、“诗杰”、“诗狂”、“诗星”、“诗魔”、“诗鬼”、“诗囚”、“诗瓢”这些雅号，虽然同为后人所赠，毕竟因为诗人本身名气的缘故，用来指代不为人共知，所以也不常使用。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但是能够在诗史得到类似于“私谥”(非官方认定)的雅号，证明这个诗人的成就已经非常高，只不过这种称号都是从文人或者民间看法而来，带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王维的“诗佛”就只代表了他晚年时期部分作品的特征，完全无法反映他在盛唐诗坛蔚为大观，在很多方面都光照后来者的成就。
所以，为什么称陈子昂为“诗骨”，历来就有很多说法。但是一经提出，就变成了“六经注我”，大多是为了证明他适合这个称呼去他的性格、成就中寻找证据。
说得最多的就是陈子昂的个人性格。毕竟作为武则天的谏官，挑毛病是他的职责。而初唐魏征、虞世南留下来的直谏遗风很显然还起着很大的作用，这个时代的大臣们还不都是阿谀奉承之辈，敢于说话、宁愿被处罚也要直言仍然是被文人世子所敬重的处世原则。
陈子昂就是这么一个文人，以至于遭到武则天的嫌弃，两次发配从军，最后在丁忧期间被权臣武三思指使下狱杀害，年仅四十二岁。其实他的前辈们直言敢谏，都是安然荣华，为什么到了陈子昂这里就横死了呢?这是时代大势的变化。武则天为天下之先，要以女性地位称帝，在舆论、人心各方面都要加强管控，当然这也是太宗遗风。
谏官不再直言，史官不再直写，就是从初唐始，虽然唐太宗能容得下魏征、虞世南之流，但那也是他个人风度。集权、独裁的制度逐渐完善、门阀政治的逐渐消亡，让身为最高领导者的人逐渐不再接受谏言——至少从心理上已经开始拒绝。
而陈子昂依然恪守着敢言天下事，敢论天子非的“文人死谏”原则，最终也算是“死得其所”，就这一点来看，着实是骨气铮铮。
但以诗论雅号，虽然于个人品性有关(宋之问之流诗才极高，但人品太差)，但毕竟还是要以作品说话。
提到陈子昂的作品，自然是《登幽州台歌》和他的《感遇三十八首》，因为当时格律体仍未形成，所有他的作品都是古风。特别是《登幽州台歌》，属于典型的拟古，虽然因为句子少为今人熟悉并喜爱，实际上在当时诗歌走向格律化的大潮之中，陈子昂的这种复古在内容上是雅正的，但是在形式上是有些过于复古，缺乏新时代的气息。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这是不是读起来类似于《楚辞》、《垓下歌》、《大风歌》这些作品呢?顺便说一下，这首诗实际上也是押韵的，者发“zhǎ”音。
那么陈子昂被称为“诗骨”是不是因为他的作品呢?有关系，但更重要的原因却并非如此。确立陈子昂在初唐诗人群中超然卓立地位的，是他的一篇小文章。我们称他为初唐诗文改革运动的“旗手”，也是因为这篇小序《修竹篇序》。他在这篇文章中总结了齐梁体的问题，并为盛唐诗人指明了诗歌在内容方面的未来方向。
我们今天提到初唐诗风归正，离不开初唐四杰“王杨卢骆”和陈子昂，是因为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对初唐四杰的诗风路线正确一锤定音。但是实际上我们仔细通读这些诗人们的作品，并结合初唐文史的发展，就会发现，初唐四杰在文风上对齐梁体猛烈批判，但是作品却齐梁之风甚浓。这就有点说一套、做一套的味道，其原因有可能是变化伊始，这些诗人意识到了问题，但是一下子改不过来。
也可能是因为当时的高官大儒，基本上是隋朝大儒王通的学生，本来就对这种华丽文风深恶痛绝，如礼部侍郎裴行俭，相当如组织部长。而王勃的《上裴侍郎书》，里面不仅把南朝齐梁体说得一成不是，还波及到曹植，甚至汉魏的诗，以此显示自己对齐梁体的深恶痛绝，这当然是讨好高官的上进表现。而王勃的诗，实际上大都是南朝风范，当然有进步，也不过就隋诗的套路。
所以，方向虽然是正确的，但他们并没有去认真思考诗歌文学的发展问题。仅仅是因为仕途上的出路，不管心中怎么想，在自荐的时候，都是要把齐梁体作猛烈批判的。
而稍晚一点的陈子昂，才是真正做出思考和得出论点的诗人，也正因为如此，陈子昂的诗可能没有四杰华丽、出众，但是他在诗歌史、诗文革新上的地位是更高的，称之为“旗手”是名副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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