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远征中亚的目的是什么?真的是愚蠢至极吗?
2021-03-29 16:57:47 何休 刘邦 刘彻 刘恒 刘协 刘秀

  西汉远征中亚的目的是什么。下面趣历史小编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相关内容。

  公元前104-102年,在汉武帝的命令下,西汉王朝劳师动众、组织了两次对大宛国的远征。这次行动投入巨大,调动了十余万将士、不计其数的物资,以至于“天下骚动”,最终的结果看似很惨淡:损失了数万军人,获得了几千匹大宛马。

  鉴于这样“不堪”的投入产出对比,这次行动在后世争议很大,有人指责汉武帝为了个人爱好(获取汗血宝马)穷兵黩武,可谓穷奢极欲的典型;司马光称汉武帝发动这次战役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大舅哥李广利封侯,私心太重......

  汉武帝真的是利令智昏、远征大宛真的是愚蠢至极吗?真理向来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如果把大宛之战放在历史大背景下来看,就会发现这一壮举的真实意义;它还告诉了我们,若没有武力、实力为支撑,任何外交博弈都将是笑谈。

  我们都知道,在白登之围的数十年中,西汉王朝面对匈奴一直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常年以和亲、赠礼来维持双方的和平局面。但即使如此,匈奴人仍旧时不时的南下掠夺,而历代西汉朝廷对此霸凌却无能为力,顶多被动发兵抵御而已。

  匈奴为啥如此嚣张、西汉为何这般窝囊?这是由双方的文明模式、所处的具体情况决定的:

  在长城之南的汉王朝以农耕文明为主,居住地稳定、收入持续而有规律,若没有特大规模的自然灾害,经济、生活完全可以自给自足;

  长城以北的匈奴则是典型的的草原文明,他们逐水草而牧、居无定所,没有积蓄,抗击风险能力极低,一旦面临雨雪旱等恶劣气候,物资会迅速匮乏;而他们的首选解决方案,就是南下掠夺富庶的农耕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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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这种情况不是古代中国独有,整个欧亚大陆都是这种格局,在游牧民族的强悍侵略之下,大量文明被轮番碾碎、毁灭。

  面对数千里的辽阔边境,西汉王朝若要有效对抗对方超高机动性的骑兵,必须打造起对等的骑兵队伍,但当时致力于休养生息、恢复生产的西汉王朝没有相应的能力。因此,面对来去如风的敌人,西汉的步骑混合部队只能慢吞吞地尾随,经常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对方的骑兵席卷而来、绝尘而去。

  就在这种憋屈的环境下,西汉朝廷忍辱负重、创造了首个封建盛世——文景之治。而汉武帝刘彻即位后,他手握祖、父留下的雄厚家业,以恢弘的格局、高超的战略,发起了针对匈奴的国运之战、民族的命运之战。

  为了对付这个横亘北方、控弦数十万的强大敌人,西汉王朝在两条战线上拉开了战斗:

  其一是军事层面,自公元前133年起,经过马邑、河南、河西、漠北之战,汉王朝逐渐由被动变得主动,分步骤夺下了河套地区、河西走廊,并成功直捣匈奴腹地,初步占据了汉匈之战的优势;

  其二是外交层面,这项工作开展得更早,当初听闻“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而怨匈奴”时,汉武帝就想到了“远交近攻”、联合月氏夹击匈奴。

  于是,在公元前139年,张骞一行离开长安,往西进入匈奴人掌控的辽阔土地;他们历经九死一生,虽然未能说动安于现状的大月氏,但却成功地掌握了整个西域的基本情况,了解到匈奴对西域在经济、战略、军事上的严重依赖(收税以补充匈奴脆弱的游牧经济,在军事上从西边夹击汉朝),还获悉了西域人民对匈奴残酷剥削压榨强烈不满这一情报。

  因此,汉武帝君臣随即制定出了一个宏大的战略构想:一边与匈奴正面较量,一边联络西域、帮助他们摆脱匈奴、依附汉朝,以斩断匈奴人的侧翼、压缩他们的生存空间。

  因此,在夺下河西走廊后,汉朝廷不惜投入巨大人力物力,持续不断地向西域派出使团;同时还不吝重金,大度地邀请西域诸国使者来到长安,并对他们厚加招待:“行赏赐,酒池肉林,令外国客遍观各仓库府臧之积,欲以见汉广大,倾骇之”,即想以西汉的富庶吸引西域各国依附。

  但是,这一方式并没有让西域各国彻底倒向西汉的怀抱。他们一方面确实仰慕中原的富庶,更不排斥占西汉的便宜;但毕竟匈奴离自己近、汉朝离自己远,在现实的利害关系面前,大部分西域国家两面三刀、说一套做一套,甚至对西汉的使团动起了手。据《史记》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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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汉兵远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汉使。汉使乏绝积怨,至相攻击。而楼兰、姑师小国耳,当空道,攻劫汉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时时遮击使西国者。

  西域国家估摸着汉朝的军事投送能力有限,于是故意不为汉朝使者提供水和食物;汉使被逼无奈只好动手抢,双方大打出手;楼兰等国甚至仗着匈奴撑腰,悍然发兵劫掠路过的汉人使团,匈奴更是屡屡亲自上阵,那些跋山涉水、历经艰辛的汉使处境极为悲惨。

  外交方面受挫,军事行动也遭遇了瓶颈。与匈奴作战时,汉军的最大困难不在战斗本身,而是后勤。西汉虽然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实力远非匈奴可比,但要突进草原对匈奴人进行穷追猛打,军队必须要具备一定的规模;但要对上规模的军队实现长期有效补给,以那时的运输能力极难做到。

  在打下河套、河西地区后,双方的作战模式已经改变:汉军经常突入匈奴腹地,以求打击对方的根本。但这些战事都采取了速战速决的模式,正是因为担心后勤无法持续供应。

  好在天降霍去病,这位精于长途奔袭战的军事天才屡屡成功对匈奴腹地实现精准打击。但随着他在公元前117年去世,西汉王朝短期内很难再度发起对匈奴的远征。

  而此时的匈奴人,正依靠对西域的掌控逐渐恢复元气,如果这种形势持续下去,汉匈战争将面临长期的拉锯局面,这对于以农耕为主的西汉王朝而言极为不利。

  因此,在无法对匈奴斩草除根的情况下,当务之急就是彻底断绝对方对西域的控制,削弱其实力。而推动西汉实现这一目标的,正是大宛马事件。

  大宛国处于西域和大月氏之间(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当初张骞能够到达大月氏,多亏了大宛的帮助。据后来张骞回国后的报告,大宛是个善于骑射的农耕国家,以稻、麦为主食,盛产葡萄酒,拥有城镇70多个、人口几十万。该国的头号特产,就是出汗带血的骏马,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汗血宝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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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当汉朝与匈奴在西域展开外交争夺战期间,大宛鉴于自己毗邻匈奴、远离长安上万里,于是“畏匈奴于汉使”,对汉朝使者不怎么客气。

  公元104年,汉武帝对大宛宝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派使者车令一行带着大量钱财前去购买。为了表示诚意,礼物中甚至包含一座巧夺天工的金马雕塑。

  但车令等人抵达大宛贰师城后,却遭到了对方的果断拒绝。

  大宛之所以如此胆儿肥,就是吃准了汉朝不能把自己怎么样:中原离自己山长水远,中间还间隔着广阔的不毛之地;之前小规模的汉朝使团前来,尚且由于缺水少食经常死亡过半,成规模的军队想要对大宛动手,那无异于痴人说梦

  抱着这种有恃无恐的态度,大宛人不仅明确拒绝了车令等人,随后甚至还联络东边的郁成国袭杀汉朝使团,将他们的财物洗劫一空。

  消息传到长安,汉武帝大为震惊。他愤怒的不仅仅是小国对自己的羞辱,更是担心由此导致的连锁反应:如果此事不能得到妥善处理,西域各国从此将越发轻视汉朝、顺从匈奴,自己在之前的一切经营都将化为泡影。

  面对得意洋洋的大宛人,汉武帝决心“知其不可而为之”:大宛人不是以为汉军鞭长莫及吗?那我就让你好生见识下大汉的实力。

  公元前104年,汉武帝任命后宫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为贰师将军,率领数万军队西征大宛。

  但西汉朝廷对这次远征的困难预估不足,物资后勤准备得极不充分。李广利等人历尽艰辛越过沙漠后,西域沿途的小国普遍采取敌视态度,他们纷纷据守城堡、对汉军坚壁清野,甚至还劫杀掉队的小股军人;汉军无奈,只能强行攻城,寄希望以此夺得些许补给。就这样,勉强抵达郁成的汉军疲饿交加,惨败给对方,其后只好狼狈撤回敦煌。

  汉武帝对这次失利极为震怒,他派人扼守玉门关,颁布了一条极为残酷的军令:敢于入关的西征将士,一律就地正法。

  公元前102年,汉朝廷就此事开会讨论,大部分官员建议停止打大宛、集中力量对付匈奴;汉武帝却力排众议,他把声称“攻宛不便”的邓光关进了监狱,随后释放囚徒、征集那些平日里名声不好的年轻人,连同为数众多的精锐边骑,合计共六万人增派给敦煌的李广利,此外还有大量自愿携带装备从军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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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上次远征军后勤吃亏的教训,汉武帝这次砸下了血本、从全国征调物资:“牛十万,马三万匹,驴、橐驼以万数,赍粮、兵弩甚设”,同时还有大量水工一同前往,以便届时利用当地的水文地理条件攻打贰师城。

  同时,在对匈奴方向,汉武帝调集了更大规模的军队,“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这是为了吸引匈奴的主力,避免其干扰西征的李广利大军。

  凭借汉武帝不计血本的支援,李广利再次动身。这一次,面对来势汹汹的汉军,西域各国无不胆战心惊,纷纷大开城门劳军;只有轮台国负隅顽抗,汉军破城后进行了一场大屠杀。

  自此以后,沿途再也没有任何国家敢对汉军不敬。在李广利大军的围攻下,大宛开城求和;汉军挑选了顶级良马数十匹、普通马三千余匹,扶持亲汉的贵族昧蔡为大宛国王位,其后订立盟约撤军东归。

  从账面上来看,大宛之战前后历时三年,西汉王朝付出了损失数万将士、消耗无数物资的代价,仅仅换取了几千匹大宛马。因此,不仅在当时,甚至几十年后仍有人对此颇有微词,比如汉元帝时的大文学家刘向就曾如此痛斥:“贰师将军李广利捐五万之师,靡亿万之费,经四年之劳,而廑获骏马三十匹,虽斩宛王毋鼓之首,犹不足以复费,其私罪恶甚多。”

  但这只是文人对汉武帝宏图大略的不理解,实际上,大宛之战的收获是极为深远、难以估量的:

  在这之前,西汉的使团动辄被西域小国扣留、劫财灭口;

  在这之后,“西域震恐,都遣使来贡献”。大汉仅仅派出几个人就能号令西域各国。傅介子可以直接痛骂楼兰国王,可以在龟兹直接屠杀匈奴使者;常惠仅仅带着五百人,就能驱使数万西域军队与匈奴对刚。

  而随着西域各国依附汉朝,匈奴逐渐被挤出了这一富庶的地区,经济、战略双双遭受重大削弱。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匈奴内部逐渐分裂、崩溃,靠近边境地区的部族纷纷向汉王朝投降。到了汉宣帝时期的公元前60年,汉朝派郑吉设立西域都护府,把这一地区直接纳入中原王朝的管辖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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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没过多久,匈奴内部彻底分裂,呼韩邪单于带着南匈奴向汉朝俯首称臣;又过了大概20年,西域都护甘延寿、副都护陈汤调动附属国军队,追杀逃到西域的北匈奴郅支单于(呼韩邪单于的哥哥),将其首级送到长安示众,彻底断了匈奴苟延残喘的希望。“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从此也成了中原王朝强大武力的标志性宣言。

  对于西域都护的设立,班固曾感叹:“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从此以后,西域对中原的向心力已经逐渐成了习惯;而只要中原掌握着西域,北方游牧政权就很难造成颠覆性的威胁。

  这一来之不易的伟大胜利,离不开无数西汉将士、百姓的牺牲,也离不开汉武帝高远的战略眼光、坚定的战略意志。通过看似小题大作的西征,汉武帝成功掌控了西域、限制了匈奴,逐渐把这一曾经空前可怕的敌人逼到死路。

  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之间的对抗,曾是人类历史长久的主题。而汉武帝刘彻以他的雄才大略、深邃视野,为后人展示了如何综合运用国力、军力、外交等综合手段,彻底瓦解、摧毁曾经占据绝对优势的游牧政权。如此清晰的战略意图、高超的战争智慧,放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看也极为卓越,就像西方学者认为的那样:汉匈战争,是首次由农耕文明主动向游牧文明发起的进攻,并且获得了胜利。数千年的历史上,中华文明之所以保持着强盛的生命力,并且不断吸收、消化周边部族,靠的正是一代代先辈的智慧与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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