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远征中亚的目的是什么。下面趣历史小编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相关内容。

　　公元前104-102年，在汉武帝的命令下，西汉王朝劳师动众、组织了两次对大宛国的远征。这次行动投入巨大，调动了十余万将士、不计其数的物资，以至于“天下骚动”，最终的结果看似很惨淡：损失了数万军人，获得了几千匹大宛马。

　　鉴于这样“不堪”的投入产出对比，这次行动在后世争议很大，有人指责汉武帝为了个人爱好(获取汗血宝马)穷兵黩武，可谓穷奢极欲的典型;司马光称汉武帝发动这次战役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大舅哥李广利封侯，私心太重......

　　汉武帝真的是利令智昏、远征大宛真的是愚蠢至极吗?真理向来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如果把大宛之战放在历史大背景下来看，就会发现这一壮举的真实意义;它还告诉了我们，若没有武力、实力为支撑，任何外交博弈都将是笑谈。

　　我们都知道，在白登之围的数十年中，西汉王朝面对匈奴一直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常年以和亲、赠礼来维持双方的和平局面。但即使如此，匈奴人仍旧时不时的南下掠夺，而历代西汉朝廷对此霸凌却无能为力，顶多被动发兵抵御而已。

　　匈奴为啥如此嚣张、西汉为何这般窝囊?这是由双方的文明模式、所处的具体情况决定的：

　　在长城之南的汉王朝以农耕文明为主，居住地稳定、收入持续而有规律，若没有特大规模的自然灾害，经济、生活完全可以自给自足;

　　长城以北的匈奴则是典型的的草原文明，他们逐水草而牧、居无定所，没有积蓄，抗击风险能力极低，一旦面临雨雪旱等恶劣气候，物资会迅速匮乏;而他们的首选解决方案，就是南下掠夺富庶的农耕地区。

　　实际上，这种情况不是古代中国独有，整个欧亚大陆都是这种格局，在游牧民族的强悍侵略之下，大量文明被轮番碾碎、毁灭。

　　面对数千里的辽阔边境，西汉王朝若要有效对抗对方超高机动性的骑兵，必须打造起对等的骑兵队伍，但当时致力于休养生息、恢复生产的西汉王朝没有相应的能力。因此，面对来去如风的敌人，西汉的步骑混合部队只能慢吞吞地尾随，经常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对方的骑兵席卷而来、绝尘而去。

　　就在这种憋屈的环境下，西汉朝廷忍辱负重、创造了首个封建盛世——文景之治。而汉武帝刘彻即位后，他手握祖、父留下的雄厚家业，以恢弘的格局、高超的战略，发起了针对匈奴的国运之战、民族的命运之战。

　　为了对付这个横亘北方、控弦数十万的强大敌人，西汉王朝在两条战线上拉开了战斗：

　　其一是军事层面，自公元前133年起，经过马邑、河南、河西、漠北之战，汉王朝逐渐由被动变得主动，分步骤夺下了河套地区、河西走廊，并成功直捣匈奴腹地，初步占据了汉匈之战的优势;

　　其二是外交层面，这项工作开展得更早，当初听闻“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而怨匈奴”时，汉武帝就想到了“远交近攻”、联合月氏夹击匈奴。

　　于是，在公元前139年，张骞一行离开长安，往西进入匈奴人掌控的辽阔土地;他们历经九死一生，虽然未能说动安于现状的大月氏，但却成功地掌握了整个西域的基本情况，了解到匈奴对西域在经济、战略、军事上的严重依赖(收税以补充匈奴脆弱的游牧经济，在军事上从西边夹击汉朝)，还获悉了西域人民对匈奴残酷剥削压榨强烈不满这一情报。

　　因此，汉武帝君臣随即制定出了一个宏大的战略构想：一边与匈奴正面较量，一边联络西域、帮助他们摆脱匈奴、依附汉朝，以斩断匈奴人的侧翼、压缩他们的生存空间。

　　因此，在夺下河西走廊后，汉朝廷不惜投入巨大人力物力，持续不断地向西域派出使团;同时还不吝重金，大度地邀请西域诸国使者来到长安，并对他们厚加招待：“行赏赐，酒池肉林，令外国客遍观各仓库府臧之积，欲以见汉广大，倾骇之”，即想以西汉的富庶吸引西域各国依附。

　　但是，这一方式并没有让西域各国彻底倒向西汉的怀抱。他们一方面确实仰慕中原的富庶，更不排斥占西汉的便宜;但毕竟匈奴离自己近、汉朝离自己远，在现实的利害关系面前，大部分西域国家两面三刀、说一套做一套，甚至对西汉的使团动起了手。据《史记》记载：

　　度汉兵远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汉使。汉使乏绝积怨，至相攻击。而楼兰、姑师小国耳，当空道，攻劫汉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时时遮击使西国者。

　　西域国家估摸着汉朝的军事投送能力有限，于是故意不为汉朝使者提供水和食物;汉使被逼无奈只好动手抢，双方大打出手;楼兰等国甚至仗着匈奴撑腰，悍然发兵劫掠路过的汉人使团，匈奴更是屡屡亲自上阵，那些跋山涉水、历经艰辛的汉使处境极为悲惨。

　　外交方面受挫，军事行动也遭遇了瓶颈。与匈奴作战时，汉军的最大困难不在战斗本身，而是后勤。西汉虽然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实力远非匈奴可比，但要突进草原对匈奴人进行穷追猛打，军队必须要具备一定的规模;但要对上规模的军队实现长期有效补给，以那时的运输能力极难做到。

　　在打下河套、河西地区后，双方的作战模式已经改变：汉军经常突入匈奴腹地，以求打击对方的根本。但这些战事都采取了速战速决的模式，正是因为担心后勤无法持续供应。

　　好在天降霍去病，这位精于长途奔袭战的军事天才屡屡成功对匈奴腹地实现精准打击。但随着他在公元前117年去世，西汉王朝短期内很难再度发起对匈奴的远征。

　　而此时的匈奴人，正依靠对西域的掌控逐渐恢复元气，如果这种形势持续下去，汉匈战争将面临长期的拉锯局面，这对于以农耕为主的西汉王朝而言极为不利。

　　因此，在无法对匈奴斩草除根的情况下，当务之急就是彻底断绝对方对西域的控制，削弱其实力。而推动西汉实现这一目标的，正是大宛马事件。

　　大宛国处于西域和大月氏之间(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当初张骞能够到达大月氏，多亏了大宛的帮助。据后来张骞回国后的报告，大宛是个善于骑射的农耕国家，以稻、麦为主食，盛产葡萄酒，拥有城镇70多个、人口几十万。该国的头号特产，就是出汗带血的骏马，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汗血宝马”。

　　随后当汉朝与匈奴在西域展开外交争夺战期间，大宛鉴于自己毗邻匈奴、远离长安上万里，于是“畏匈奴于汉使”，对汉朝使者不怎么客气。

　　公元104年，汉武帝对大宛宝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派使者车令一行带着大量钱财前去购买。为了表示诚意，礼物中甚至包含一座巧夺天工的金马雕塑。

　　但车令等人抵达大宛贰师城后，却遭到了对方的果断拒绝。

　　大宛之所以如此胆儿肥，就是吃准了汉朝不能把自己怎么样：中原离自己山长水远，中间还间隔着广阔的不毛之地;之前小规模的汉朝使团前来，尚且由于缺水少食经常死亡过半，成规模的军队想要对大宛动手，那无异于痴人说梦。

　　抱着这种有恃无恐的态度，大宛人不仅明确拒绝了车令等人，随后甚至还联络东边的郁成国袭杀汉朝使团，将他们的财物洗劫一空。

　　消息传到长安，汉武帝大为震惊。他愤怒的不仅仅是小国对自己的羞辱，更是担心由此导致的连锁反应：如果此事不能得到妥善处理，西域各国从此将越发轻视汉朝、顺从匈奴，自己在之前的一切经营都将化为泡影。

　　面对得意洋洋的大宛人，汉武帝决心“知其不可而为之”：大宛人不是以为汉军鞭长莫及吗?那我就让你好生见识下大汉的实力。

　　公元前104年，汉武帝任命后宫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为贰师将军，率领数万军队西征大宛。

　　但西汉朝廷对这次远征的困难预估不足，物资后勤准备得极不充分。李广利等人历尽艰辛越过沙漠后，西域沿途的小国普遍采取敌视态度，他们纷纷据守城堡、对汉军坚壁清野，甚至还劫杀掉队的小股军人;汉军无奈，只能强行攻城，寄希望以此夺得些许补给。就这样，勉强抵达郁成的汉军疲饿交加，惨败给对方，其后只好狼狈撤回敦煌。

　　汉武帝对这次失利极为震怒，他派人扼守玉门关，颁布了一条极为残酷的军令：敢于入关的西征将士，一律就地正法。

　　公元前102年，汉朝廷就此事开会讨论，大部分官员建议停止打大宛、集中力量对付匈奴;汉武帝却力排众议，他把声称“攻宛不便”的邓光关进了监狱，随后释放囚徒、征集那些平日里名声不好的年轻人，连同为数众多的精锐边骑，合计共六万人增派给敦煌的李广利，此外还有大量自愿携带装备从军的人员。

　　鉴于上次远征军后勤吃亏的教训，汉武帝这次砸下了血本、从全国征调物资：“牛十万，马三万匹，驴、橐驼以万数，赍粮、兵弩甚设”，同时还有大量水工一同前往，以便届时利用当地的水文地理条件攻打贰师城。

　　同时，在对匈奴方向，汉武帝调集了更大规模的军队，“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这是为了吸引匈奴的主力，避免其干扰西征的李广利大军。

　　凭借汉武帝不计血本的支援，李广利再次动身。这一次，面对来势汹汹的汉军，西域各国无不胆战心惊，纷纷大开城门劳军;只有轮台国负隅顽抗，汉军破城后进行了一场大屠杀。

　　自此以后，沿途再也没有任何国家敢对汉军不敬。在李广利大军的围攻下，大宛开城求和;汉军挑选了顶级良马数十匹、普通马三千余匹，扶持亲汉的贵族昧蔡为大宛国王位，其后订立盟约撤军东归。

　　从账面上来看，大宛之战前后历时三年，西汉王朝付出了损失数万将士、消耗无数物资的代价，仅仅换取了几千匹大宛马。因此，不仅在当时，甚至几十年后仍有人对此颇有微词，比如汉元帝时的大文学家刘向就曾如此痛斥：“贰师将军李广利捐五万之师，靡亿万之费，经四年之劳，而廑获骏马三十匹，虽斩宛王毋鼓之首，犹不足以复费，其私罪恶甚多。”

　　但这只是文人对汉武帝宏图大略的不理解，实际上，大宛之战的收获是极为深远、难以估量的：

　　在这之前，西汉的使团动辄被西域小国扣留、劫财灭口;

　　在这之后，“西域震恐，都遣使来贡献”。大汉仅仅派出几个人就能号令西域各国。傅介子可以直接痛骂楼兰国王，可以在龟兹直接屠杀匈奴使者;常惠仅仅带着五百人，就能驱使数万西域军队与匈奴对刚。

　　而随着西域各国依附汉朝，匈奴逐渐被挤出了这一富庶的地区，经济、战略双双遭受重大削弱。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匈奴内部逐渐分裂、崩溃，靠近边境地区的部族纷纷向汉王朝投降。到了汉宣帝时期的公元前60年，汉朝派郑吉设立西域都护府，把这一地区直接纳入中原王朝的管辖之下。

　　而没过多久，匈奴内部彻底分裂，呼韩邪单于带着南匈奴向汉朝俯首称臣;又过了大概20年，西域都护甘延寿、副都护陈汤调动附属国军队，追杀逃到西域的北匈奴郅支单于(呼韩邪单于的哥哥)，将其首级送到长安示众，彻底断了匈奴苟延残喘的希望。“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从此也成了中原王朝强大武力的标志性宣言。

　　对于西域都护的设立，班固曾感叹：“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从此以后，西域对中原的向心力已经逐渐成了习惯;而只要中原掌握着西域，北方游牧政权就很难造成颠覆性的威胁。

　　这一来之不易的伟大胜利，离不开无数西汉将士、百姓的牺牲，也离不开汉武帝高远的战略眼光、坚定的战略意志。通过看似小题大作的西征，汉武帝成功掌控了西域、限制了匈奴，逐渐把这一曾经空前可怕的敌人逼到死路。

　　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之间的对抗，曾是人类历史长久的主题。而汉武帝刘彻以他的雄才大略、深邃视野，为后人展示了如何综合运用国力、军力、外交等综合手段，彻底瓦解、摧毁曾经占据绝对优势的游牧政权。如此清晰的战略意图、高超的战争智慧，放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看也极为卓越，就像西方学者认为的那样：汉匈战争，是首次由农耕文明主动向游牧文明发起的进攻，并且获得了胜利。数千年的历史上，中华文明之所以保持着强盛的生命力，并且不断吸收、消化周边部族，靠的正是一代代先辈的智慧与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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