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西周的兴衰，究竟是什么因素决定的?下面趣历史小编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相关内容。

　　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武王灭商，建国号为周，定都于镐(陕西长安沣河以东)，周成王亲政后，营造新都成周(河南洛阳)，宅兹中国、大封诸侯，还命周公东征、制礼作乐，加强了西周王朝的统治。周成王、周康王统治期间，社会安定、百姓和睦、“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史称“成康之治”。

　　周懿王继位后政治日趋腐败，国势不断衰落，由于西戎屡次进攻，被迫将都城迁犬丘(陕西兴平东南)。周厉王前后， 私有土地日益发展， 公元前841年的国人暴动预示着奴隶制危机的到来， 王权从此衰落。周宣王不籍千亩， 标志着井田制在王畿内的崩溃。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被犬戎和申侯杀死，次年周平王东迁洛邑。

　　历史上把平王东迁之前称之为西周，西周从武王灭商到幽王亡国， 共传12王11代。可以说，西周是因武王而兴，更衰败于“周召共和”。

　　那么，西周的兴衰，究竟是什么因素决定的?

　　其实，就是一套资源、战争、人心的链式反应。

　　西周的历史令后世心驰神往，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段历史太过扑朔迷离。西周以后的王朝，为后世留下许多文字记录，单就东周两段而言，就至少有《战国策》、《春秋》、《国语》这些史料，再加上诸子百家丰富的论述。先秦之后，就更不用说了。

　　相比之下，西周的文献就比较贫瘠了。西周史虽有记录，但却不太全面。《尚书》里记叙的西周史，多为西周早期，《逸周书》中的记载也并不全面。《诗经》虽然历史跨度比较广，但毕竟该文献是诗歌集，历史价值有限。司马迁先生结合这些有限的史料，勉勉强强凑出一部《周本纪》。

　　为什么说是“勉勉强强”呢?

　　因为这些周代文献参考性很低，虽然主要的事件、人物都有说明，但叙述的脉络并不完整。打个比方来说，“烽火戏诸侯”这一终结了西周的重要历史事件，在陈述上竟出现了因果倒置这一原则性的错误。

　　虽说，西周的文献贫瘠，但这并不意味着西周历史贫瘠。除了文字之外，那些埋在土壤下的文物同样是重要的史证。

　　自商朝开始，人们便养成了一个不错的习惯，遇到什么大事时，将事情的来龙去脉雕刻在泥模上，然后浇筑成青铜器。例如，哪个诸侯帮周天子打了一架，于是乎天子赐下一口大鼎，上面将帮天子王庭打仗的丰功伟绩记录得明明白白，在哪里打的，打败了多少人，缴获了多少战利品，关键信息一应俱全。

　　之所以我们能比前人更了解西周的历史，就是因为现代科技帮助我们挖掘出相当多的青铜器。将这些青铜器上的铭文与史料相互对应，于是，便可对并不完善的史料进行解读和补充。不过，若想要凭借这些出土的文物，编撰出一部完善的《西周史》，却难于登天。

　　倒不是说这项工程有多复杂，主要是因为随着研究者整理史料，考古学家又相继发掘某西周贵族墓地，出土一些有铭文的青铜器。这些铭文，往往会对现有的研究成果造成颠覆性打击，让此前的研究功亏一篑。

　　归根结底，还是周人开采了太多的铜矿，所以才为我们留下如此之多的青铜器。

　　那么，西周人从哪采集到这么多青铜，以至于，间接阻碍了现代人对这一神秘王朝的探索进程呢?

　　学界通常认为，晋南的中条山或为西周铜矿的主要产地。时至今日，该地区仍是我国最大的铜矿石产地之一。之所以周武王将儿子唐叔虞分封在晋南，多半也是考虑到这一因素。不过，凡事都要讲证据，史学家的推断与现阶段的考古发现存在一些出入。

　　根据考古研究的结果来看，西周铜矿石的主产地并非山陕地区，而是在长江中下游游的鄱阳湖平原。大冶、瑞昌、德兴、铜陵铜矿古而有之，时至今日仍未停止开采，这些铜矿区内经常会发现商周时期的开采遗址。

　　种种迹象表明，淮夷是周代青铜矿石最主要的产地。不过，淮夷并非周地，周人是如何从该地合法获取青铜的呢?从一些西周铭文中，我们经常能看到“淮夷敢伐国内……”的记载。历史，自然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每次与淮夷打仗，西周都能凭借压倒性优势取胜。

　　因此，战败的淮夷，便只能“大贿南金”，将大量的青铜输送到周地，让胜利者制作歌颂功德的青铜鼎。当时的淮夷，颇有近代满清之风，“列强”缺钱花，便借助船坚炮利将其一通猛揍，勒索无数钱财。只不过，对于淮夷来说，他们的赔款并非现金，而是“南金”。

　　和淮夷一样，商纣王也曾感受过类似的绝望。不过，商纣王领略到的绝望却比淮夷人更加深刻，因为淮夷人交出来的是青铜，商纣王交出的是商汤国祚。《周本纪》提到，早年周武王与姜太公集结“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另召集了“庸、蜀、羌、髳、微、纑、彭、濮”这些少数民族，对商纣王发动战争。

　　然后，便是武王伐纣的历史被书写，商纣王黯然离场。

　　在战略上颇具天赋的商纣王，为什么会如此不堪一击呢?

　　虎贲军，商国有;甲士，商国也有。八个少数民族的人力资源更是不在话下，商纣王麾下的奴隶一人一口唾沫就能淹死姬发。商纣王的军队里，唯独缺少了戎车，这便是商朝全线落败的主因。所谓戎车，就是战车，用四匹马驱动的“商周装甲单位”。

　　或许有人会问，殷墟的遗址里不是有几辆马车吗?

　　但考古证物摆在那里，这几辆马车只是外部输入的装备，并未普及开来。

　　殷商的马车是从哪里进口的呢?

　　周地。

　　作为一国之君的商纣王，自然驾过马车，但他就像中东的王子一样，买豪车只是为了过把瘾，根本没考虑到将这种玩意普及全民。根据考古界的成果来看，商人根本没有训马的记录。也就是说，殷商的军队以步兵为主，且没有配备战车。

　　因此，商纣王与淮夷人一样，都吃了没有马车的亏。戎车在战场上展现出来的战斗力，估计不逊于一战时期的坦克。在步兵看来，这就是实打实的装甲巨兽，无懈可击。

　　周人掌握了戎车的制造技术，但他们是如何获得战马的呢?

　　古人根据“阴阳五行”的理论，认为马匹是一种属“火行”的牲畜，喜欢严寒的环境。实际上，这是一种谬误，理论上马的生存环境比较宽泛，在大多数海拔和维度上都能生存下来。

　　之所以中原地区不适合马匹生存，大抵是因为当时的马倌无法应对“腐足病”这种因阴雨而导致的常见病。相比于其他地区，气候干燥的黄土高坡十分适宜马匹生长。作为马匹的重要产地，周人的战马问题迎刃而解。再不济，也能“命虢公率六师，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获马千匹”，用勒索淮夷的法子，从东夷那里就近获取战马。

　　由此，我们就能大体梳理出周人常胜不败的关键。

　　首先，相比于同时期的异族军队，周人组织有序，军容严整，兵员充足。

　　其次，周人控制着东亚地区最丰富的金属资源，还能从淮夷之地勒索到无数战略物资。周人的青铜储备有多丰富?他们不但能保证青铜武器在军队里普及，还有多余的青铜铸钱铸鼎铸战车零件。

　　最后，周人又能借地利之便，饲养特产战马，此外还可从东夷地区缴获马匹作为储备。这些因素的有机结合，让周人在对外战争期间所向披靡，屡屡以压倒性优势击败猃狁、犬戎、东夷、淮夷，缴获更多的资源，形成良性循环。

　　南方源源不断的青铜矿石，北方茁壮成长的战马，从理论上来看，周人的王朝霸业似乎像是常青树一样，百利而无一害。这种有机循坏，让周人凌驾于其他部族之上。就像一篇历史文章中提到的那样，周人“以犬戎之良马胜淮夷，以东夷之利兵克犬戎”，充分做到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然而，历代周天子的如意算盘打得虽然好，但他们却忽略了一个关键。

　　因为，这个完美的战略循环，是建立在周王朝能够在对外战争中常胜的基础上的。自古以来，兵家之事变幻莫测，再软弱的敌人也有翻盘的可能，更何况，是始终没有停止进取的淮夷和犬戎呢?

　　淮夷所处的地区，在东亚中纬度偏南，湖泊河泽较为发达的平原地区。即便大周王朝的战马能够日行千里，但该地区覆盖率极高的溪流和沼泽终究能让战马失蹄、车轮陷落。“丧六师于汉”，历代周天子将欺负淮夷当成了勒索青铜的常态，谁知这种情况却在周昭王这一代戛然而止。兵员和战马的损失，让周人迫切地递补青铜和马匹的需求。

　　周人的需求，是通过战争来满足的。战争若无法取胜，那么，青铜矿和军马的供给链就会随之断裂。不论何时，一味地穷兵黩武，靠战争发财的王朝都无法长盛不衰。周厉王仰仗所向披靡的戎车，战胜了噩侯驭方。然而，被“国人暴动”推翻的，同样是周厉王。

　　周武王的崛起，表面看来风光无限，但却为后世的周天子留下了祸端。

　　以战养战的思路究竟是否可行?黎民苍生的倒悬之急何时结束?又该如何从战争的泥沼中完成转型?

　　无法解决这一问题，西周便无法长盛不衰。

　　随着战争带给老百姓的压力越来越大，愚蠢的厉王选择堵住群众的嘴巴。最终，民愤决堤，在“国人暴动”中西周国祚进入倒计时，随着“周召共和”的开始，中国历史迈向崭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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