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成功登基，又通过杯酒释兵权这一潇洒的操作大权独揽，但其实“杯酒释兵权”这一手，给大宋埋下了很大的隐患。
乍一看来，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好像很潇洒，令人真有那种“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感觉，似乎不费什么劲，手腕多多的赵匡胤便将这件原本应该非常棘手的事情给搞定了。实际上，赵匡胤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史载，在“杯酒释兵权”时，赵匡胤曾开导众将说：“人生苦短，白驹过隙。众爱卿不如多积金宝，广置良田美宅，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如此，君臣之间再无嫌猜，可以两全。”这话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了，只要众将放下武器，不掌兵权，不再对他赵匡胤的皇位构成威胁，那么，其他一切都好说。
由此可见，赵匡胤在“释兵权”时，表现得非常慷慨——当然是慷国家、民族之慨，用《宋史》的原话说就是“赏赉甚厚”，给众武将开出了极为优厚的价码。
透过现象看本质，所谓的“杯酒释兵权”，其实不过是宋太祖赵匡胤“以腐败换兵权”罢了。
石守信原本是一员仁将，作战勇猛，一向重义轻利，可是，自从“杯酒释兵权”事件发生后，他“顿悟”了，从此开始追求声色犬马，疯狂聚敛财物。对他的这一“表现”，《宋史》如此评价：“岂非亦因以自晦者邪?”话说得很透彻：原来他老兄不过是像当年秦国大将王翦那样，为了消除秦始皇的疑虑，在出征灭楚途中故意“自污”罢了。
而另一位武将王全斌，史书上也说他以前一直表现很好，为人素来“轻财重士，不求声誉，宽厚容众，军旅乐为之用”，可是，“杯酒释兵权”后，他竟像换了个人似的，克蜀之日，竟自己带头，放纵部下大肆搜掠蜀中，“侵侮宪章，专杀降兵，擅开公帑，豪夺妇女，广纳货财，敛万民之怨嗟，致群盗之充斥”。很显然，王全斌的这种反常之举也是为了自污求保。因为，在他看来，克蜀之功太大，自己的威望已瞬间升至无以复加的程度，太祖赵匡胤已经赏无可赏，如果不来一场声势同样浩大的“自污”之举，因为功高震主，自己一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由于自己有言在先，对于武将们的贪污腐败，赵匡胤尽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做到能不说的不说，能不管的不管。甚至有时，有的武将在这方面做得实在太过分了，必须处理时，他也尽量手下留情。
有个名叫王继勋的武将，是彰德军节度使王饶之子，王皇后的胞弟。据《宋史》记载，这位国舅爷性情残暴，是个贪财渔色、“专以脔割(将活人身上的肉割成一片一片的)奴婢为乐”的食人魔王。一天，王继勋府中围墙因大雨坍塌，大量奴婢逃出牢笼，跑到宋太祖面前告御状，把王继勋骇人听闻的罪行全都捅了出来
据说，宋太祖“大骇”之下，对王继勋判决得挺狠：“削夺官爵，勒归私邸。仍令甲士守之。俄又配流登州。”但最终处理起来却是雷声大雨点小，还没等自己的小舅子王继勋前往流放地，赵匡胤早已改授其职为右监门率府副帅。由于有恃无恐，970年，王继勋被任命为西京洛阳的行政长官之后，变本加厉地发泄着自己残暴的本性，开始吃人：“强市民家子女备给使，小不如意，即杀食之，而棺其骨弃野外。”以致人贩子和棺材铺商人日夜出入王继勋府中，门庭若市。有了上一次告御状的教训，洛阳百姓对上诉不再抱有希望，学会了听天由命，任其宰割。
据统计，直到太宗即位后王继勋被处死时，仅在973年到977年这短短的五年时间里，王继勋亲手杀掉和吃掉的奴婢就多达100多人。这样一个十恶不赦的食人恶魔，如果不是赵匡胤有意庇护，想必绝对不会吃人吃得这么不亦乐乎，逍遥自在。
在“杯酒释兵权”这场历史上著名的政治交易中，赵匡胤表现得极为慷慨和仁爱。为了“安抚”石守信等武将，他不但向他们赏赐了大量的钱财，而且还“约婚以示无间”，与一帮武将缔结政治婚姻。“杯酒释兵权”后，很快太祖便践约将自己寡居在家的妹妹燕国长公主嫁给了高怀德，女儿延庆公主、昭庆公主则分别下嫁给石守信之子和王审琦之子。显然，这种婚姻有着强烈的政治色彩，是对失去兵权后的武将们的一种笼络、安慰与补偿。
赵匡胤的这些小恩小惠、耍小聪明的做法真的非常有效，由于这种“以腐败换兵权”的政策，除了在立国之初发生过两起由后周旧臣李筠、李重进所发动的叛乱外，在大宋帝国内部，300多年间竟然再也没有发生过一起类似“黄袍加身”的政治事变。
然而，天下事往往有一利则必有一弊。在帝国后期，“以腐败换兵权”无异于自毁长城，慢性自杀。仔细算一算账，人们就会发觉，这代价也真的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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