嗨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趣历史小编带来了一篇关于北宋养马机构的文章，希望你们喜欢。

　　说到北宋，给大家第一印象就是“孱弱”，除了宋太祖赵匡胤之外，其余皇帝都是昏聩无能、重文轻武、毫无血性，对外作战一直都是败多胜少，随后就是割地赔款，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就是宋朝缺马，北方没有屏障，辽国一个冲锋就能兵临开封府城下。

　　大家都知道，在冷兵器时代作战，战马是决定战争胜败极为重要的因素，谁拥有战马资源越多，马匹的品质越高，谁就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北宋在与辽和西夏的对峙中，其强大的骑兵都给北宋的边防带来极其严重的威胁，北宋政府要建立一支能够与其对抗的骑兵，首要任务是要保证有充足的马源，为了改善缺马的局面，北宋历代统治者对马政建设都做出了诸多努力和新的尝试，其中既有对前代的继承又有自身的创新。

　　北宋设置的养马机构，运转及职责

　　北宋统治者为了养好马，一共设置了三个机构，太仆寺、群牧司和驾部。

　　机构设立时间及演变

　　1、太仆寺

　　太仆寺的最高长官为太仆卿，太仆卿下面设有少卿、丞、主簿各一人，主要工作是记录京师及诸坊监的牧马数量、饲养管理、病马治疗和制定赏罚标准对官员政绩进行考核赏罚。太仆寺并非一直具有管理监牧事务的权力，在咸平三年设群牧司之后，太仆寺的这一权力，即转移给群牧司。这时太仆寺的职责就只剩下掌管宫廷中皇帝及诸后妃、王公大臣的乘舆、车絡供应和有关祭祀所用的牲畜等。

　　元丰改制以后，群牧司被撤销了，养马的管理权又重新回到了太仆寺，元佑元年十二月十四日，宋哲宗发了规定，关于这个养马的事情，以前是由群牧司管理，现在专门属于太仆寺了，而且还是直接由枢密院管辖，不用经过尚书省和驾部，这个时候的太仆寺权力达到最大，在宋徽宗崇宁二年，太仆寺的权力又被削弱，其管理外监事务的权力分给了驾部。

　　2、群牧司

　　负责全国内外监牧的管理，日常工作事务繁杂，责任也很重大，所以统治者对于机构人员的选择设置进行了严格的规定，这也体现了北宋政府对监牧事务的重视。

　　群牧司这个机构的最高长官是群牧制置使，也就是一把手，这个职位一般都是由枢密使或副使兼任，当时的兵部侍郎、知枢密院事陈务叟是第一任。另外还有群牧使、群牧副使、群牧都监、群牧判官以及并不常设的同群牧置使、同群牧使等职位。

　　群牧司的主要工作是对马匹的饲养、放牧、繁育、病马医治等事务进行管理，在收到皇帝所发布的相关命令之后。向所管辖的各个养马场进行转发，同时规定由群牧制置使和群牧使共同办理重要的牧监事务，专门派遣群牧副使、都监处理日常小事，群牧都监或群牧判官每年负责轮流巡视各州养马地，考核官员政绩和马的繁育情况。

　　3、驾部

　　驾部设驾部郎中、员外郎二职，主要负责管理监牧牧马数量、马匹繁育、饲养、边境买马及官员赏罚等事务，但实际上驾部的权力在元丰改制以前是很小的，基本上形同虚设，驾部判司一职由没有职权的京官充任，舆辇、车乘归太仆寺管理，传驿、给受由枢密院管理，监牧事务则由群牧司管理，驾部根本没事情可以做，到元丰改制后才享有实权，真正能干点事情了。

　　总而言之，从这三大机构看起来管理相当混乱，而且职能相互重叠，这个也是北宋所有官职的一种缩写，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宋太祖赵匡胤采取增置官署，增加官员的一系列方法，分割各级政府机构的职权，限制官员的权力，结果，机构臃肿，繁复重叠，官吏人数不断增多，最终形成北宋三害之一的“冗官”。

　　养马政策的实施效果和衰落原因

　　第一、实施效果

　　北宋的养马政策，可以为两个时期，从宋初设立到宋仁宗初期，这是养马政策的鼎盛时期，到了宋仁宗后期，养马政策则由盛转衰，宋仁宗初期之前，经过历代皇帝的努力之下，养马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首先，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严密管理制度，而且管理制度严格的贯彻实施了，让养马的政策逐步走向制度化、法制化，因此保障了养马政策的正常运作，为北宋牧马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其次，养马的事情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宋真宗的时候，光是京城就有左右天测四监、天藏二坊，在地方上还设有“大名、广平、琪水、洛阳、原武、沙苑、安阳、镇宁、安国、淳泽、単镇”等牧马监，据《宋史》记载到淳化、景德间年间，养马的场地占地面积达到六万八千顷。从数量面积就可以看出当时北宋下的决心有多大，当然了养马政策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随着养马政策的逐渐完善和发展，自己养的马成为当时北宋军马的主要来源，对于国防军事力量的巩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宋真宗时期所养的马匹共有二十多万匹，光是养马的人就有一万六千多人，虽马匹的数量不能和唐朝当时的盛况相比，但是纵观整个宋真宗以后历代皇帝都未达到如此成绩。

　　到了宋仁宗的时候，产马量就由盛转衰了，由宋真宗时候的二十余万匹减少到十多万匹，这个时候仍然有大臣用“兵久不试，言者多以为牧马费而亡补”要求减少养马地，碍于压力宋仁宗只好废除了广平、单镇、洛阳等几处牧马监。

　　虽然后面的宋神宗比较重视，专门设置了属于枢密院的河南河北二监牧使，但仍收效甚微。据《宋史》记载，从熙宁二年到五年这三年的时间里，河南和河北的十二个养马地，每年才产马一千六百多匹，而可用作战马的仅有二百六十多匹。

　　第二、衰弱的原因

　　1、政策朝令夕改

　　其实整个养马的过程，历经三次废除和恢复，每一次废除都会让养马的规模缩小，到了最后就没有办法在恢复了。特别是“澶渊之盟”之后，天下相对太平，不打战了，皇帝就认为养马耗费太大，废除了不少养马的场地，随后又恢复。

　　宋神宗的时候，王安石主持变法，推行了保马法，将养马的地方租赁给农民，再次养马耗费大为由废除了不少地方，等元祐时期旧党执政，废除了王安石的变法之后，又恢复一些养马的地方，这个时候，始终都是由处于变法派废除，反对党恢复的局面，导致养马政策的效果在每一次的废除之后，养出合格战马的数量都会下降，逐步走向合格战马越来越少的局面。

　　2、财政愈发困难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其实北宋后期的经济危机也影响到了养马政策，先前说到统治者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采取多种措施，实行一职多官制，通过科举考试和恩荫授与了无数官职。而且北宋时期，官员享有优厚的俸禄，这造成冗官的局面。加上天灾人祸不断，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北宋的军队增加了六倍，“冗官”和“冗兵”必然造成财政开支的激增，正是这些财政的问题，宋神宗才会不遗余力的支持王安石的变法。

　　这样就算了，宋真宗和宋仁宗还大兴土木，增加皇室开支，造成了北宋面临全面的财政危机，自宋神宗庆历年间财政每年入不敷出，亏欠在三百万以上，到宋英宗的时候呢，竟然财政赤字达到了惊人的一千五百七十万。

　　宋神宗的时候这种状况并没有得到缓解，王安石曾经生动的描述当时的财政情况：“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为了减轻财政困难，于是宋仁宗的时候，由于以前的的皇帝都曾经废除过养马政策，减少牧马数量的措施，用来减少财政支出，缓解财政危机，虽然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王安石也推了保马法等措施，但由于王安石过于激进，导致所有变法内容全部被废掉，像保马法等比较好的变法措施也被取消，这直接导致养马政策走向灭亡。

　　3、制度上的弊端

　　关于人事任用上的问题，其实不只是养马政策上存在着问题，北宋所有职位都有这个问题，除了几个大佬岿然不动之外，其余的经常性换来换去，这也导致政策法规得不到贯彻实施的重要原因。

　　这些管理人员每届任期为三年，满三年就要外调，如果愿意留下还要经群牧司调到其他牧监。每个牧监的马官经常更换，形成了“官非其人，且不久任，无以成效”的局面。新调任的官员往往不熟悉实际情况，等到可能才刚刚熟悉懂得监牧事务的管理事宜就又被调走，如此反复，使得监牧事务一直缺乏有专门知识、工作经验的人管理，有的官员甚至以此为其仕途的跳板，根本无心管理，致使监牧管理混乱。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我觉得还是北宋官员太多了，一职多位的现象得不到改善，大家都不想认真做事，只是赚钱攒熬资历等着升迁。

　　4、农牧争地现象严重

　　大家都了解，北宋疆域相对于其他的大一统朝代来讲，疆域面积很小，但是北宋的商业及农业又高度发达，这就造成了人口激增，在疆域不变的情况下，年年人口增加，哪里有这么多的土地来耕种，况且还要划出这么多地方来种草养马。

　　据统计：从元祐元年到宋徽宗大观四年这段时间内，每年人口的平均增长率保持在千分之六左右，人口增长虽然没出现忽高忽低的现象，一直都是平缓的增长。这增长率看起来是不高，但是架不住北宋时期人口基数大，常年累月这样增加，疆域又没有扩大，这就是很恐怖的一个事情了，这人口增长过快，加上天灾人祸，所以北宋时期的造反事情那是相当的多，而且北宋对于造反都是采取招安的政策，招到军队去了，又造成军队数量扩大，又增加军费开支。

　　随着人口的增加，农牧争地现象愈发严重，大量的牧地被农田所占，而且当时种田的收益远远高于牧马收益，为缓解财政危机，当时的统治者把放马用的草场土地租给百姓种植农作物，然后向百姓收取租金，用收来的租金去买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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