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清朝，大家都会想到什么呢?下面趣历史小编为各位介绍一下相关的历史事迹。

　　说起清王朝对待蒙古的政策，人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往往是满蒙联姻。然而，清朝对蒙古的一系列政策，实际并不只有和亲，还包含了铁腕的战争讨伐与严密的制度设计，在长达200多年的统治中，清朝在多管其下的手段中实现了以往王朝所没能做到的稳固统治。

　　一、漠南蒙古的平定

　　明朝初年，朱元璋将蒙古势力驱逐至长城以北，史称“北元”。到明末时，蒙古逐渐形成漠北、漠西、漠南三大部分，其中察哈尔部逐渐成为漠南蒙古一支显赫的部落。察哈尔部的首领林丹是北元汗位的继承人，其祖父布延薛禅汗去世后，年仅13岁的林丹汗继任汗位。作为蒙古大汗，林丹汗的政令仅能在察哈尔部内起作用;漠南蒙古的科尔沁等部，名义上虽然奉林丹汗为共主，事实上却并不听命于汗廷。与此同时，建州女真努尔哈赤的势力逐渐壮大，正在逐步统一女真各部。局势虽不乐观，但林丹汗依旧具有雄厚的野心，意图像成吉思汗一样恢复旧日蒙古帝国的辉煌。

　　为了巩固大汗地位、重新整合蒙古诸部，林丹汗实施了一系列措施争取漠南蒙古诸部的认同，逐渐成为了与明朝、后金并立的一股重要力量。1608年，努尔哈赤派长子褚英进攻乌拉部，乌拉部求援于临近的科尔沁部。为了防止后金势力对自己产生威胁，林丹汗同意科尔沁部出兵并最终击退了褚英的进攻。此后，林丹汗又与明朝联合，使后金对明朝的数次战争都遭受到了林丹汗的干涉。此时的努尔哈赤羽翼未丰，并没有绝对的实力维持对明朝和林丹汗的两线战争，因此他将主要的力量放在对明朝的作战中。而对于林丹汗，则尽量避免正面冲突，利用蒙古各部间的矛盾，采取联姻等手段笼络临近的科尔沁诸部，一方面缓解自身的压力，另一方面也加剧蒙古诸部的分化，减缓林丹汗对蒙古的统一。

　　萨尔浒之战后，后金与蒙古的实力对比发生逆转。1626年皇太极继位，对蒙古诸部的策略进一步演变为以联姻、劝诱、征讨相互结合的手段。林丹汗在寻求统一的过程中轻率急躁，对周边部落动辄武力相逼、大肆征讨，使察哈尔周边的蒙古各部产生了深重的危机感;同时，当时的蒙古各部大都信仰藏传佛教，其中黄教更为漠南蒙古所普遍接受。而在1618年，林丹汗被前来传教的红教喇嘛沙尔巴呼图克图所打动，皈依了红教，宗教信仰上的差异更加重了周边部落与察哈尔的离心力。

　　皇太极迅速抓住这种机遇，对蒙古各部软硬兼施、极尽拉拢，在短时间内便将察哈尔周边部落大都劝降到后金的周围，并于1658年2月亲帅大军征讨林丹汗，大败多罗特部，收服喀喇沁部;9月，皇太极再次出兵察哈尔，这一次出动的不仅是后金军队，更有同属蒙古的敖汉、奈曼、科尔沁诸部一同参战，将林丹汗赶到了察哈尔边界。1632年，皇太极对察哈尔发动最后一次决战，亲率十万大军越过兴安岭。林丹汗一路丢盔弃甲，部众多被后金所收拢，林丹汗最终在今甘肃境内的大草滩去世。1635年，林丹汗之子额哲奉传国玉玺出降，至此漠南蒙古被彻底收服。而由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国，也终于在17世纪彻底落下帷幕。

　　二、漠西、漠北蒙古的平叛与接纳

　　清朝入关之后，伴随中原局势的逐渐稳定，对漠北、漠西蒙古的收服也提上了日程。漠西蒙古即明代所称的瓦剌，清代将其称为卫拉特、厄鲁特，漠西蒙古有准噶尔、和硕特、土尔扈特、杜尔伯特四大部，到17世纪初期，准噶尔部逐渐强盛，控制了天山南北;土尔扈特部西迁到伏尔加河流域，和硕特部则在固始汗的带领下控制了青海地区。漠北蒙古包含外喀尔喀七部，到清朝入关前逐渐演变为车臣汗部、土谢图汗部、札萨克图汗部三大部落。皇太极平定察哈尔后，漠南蒙古诸部率先臣服了后金，被归入内札萨克蒙古，深处漠北的喀尔喀诸部也随之向后金进献了“九白之贡”，虽不直接受后金政权的控制，但也建立了宗藩关系。

　　1678年，漠西蒙古准噶尔部的首领噶尔丹被西藏五世达赖赐予汗号，准噶尔汗国正式建立。同年，准噶尔向南疆地区进兵，消灭了当地的叶尔羌汗国，将今天的新疆地区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噶尔丹如同当年的林丹汗一样，也满怀着重振蒙古帝国的勃勃野心，意图统一蒙古各部再进取中原。

　　而在此时，漠北的喀尔喀蒙古各部正矛盾重重，其中更以札萨克图汗部与土谢图汗部的冲突最为激烈、且由来已久。1684年，噶尔丹插手喀尔喀诸部事务，私下与札萨克图汗部会兵。土谢图汗则以此为由，在1687年派人将札萨克图汗沙喇和下属的诸台吉等诱骗到固尔班黑尔格进行杀害，同时又杀死了噶尔丹的弟弟多尔齐扎卜。1688年，噶尔丹以此为由突然大举越过杭爱山，向漠北蒙古的土谢图汗部发动进攻。土谢图汗不敌噶尔丹，与漠北蒙古的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一同败退到内蒙古，而噶尔丹也借口追逐土谢图汗，将势力推进到内蒙古地区的乌兰布通。卫拉特蒙古至此达到极盛，噶尔丹在写给康熙的信中称： “圣上君南方，我长北方。”野心的膨胀令康熙帝决定亲自解决蒙古问题。

　　康熙二十九年(1690)，康熙帝组织两路大军，从喜峰口、古北口出兵，在乌兰布通大败噶尔丹，使其一路向北溃逃。次年康熙帝召集喀尔喀蒙古三大部与内蒙古四十九旗王公，亲率官兵在多伦诺尔(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伦县)扎营，宣布三大议程：一、赦免土谢图汗之罪;二、令沙喇亲弟策妄扎布继承札萨克图汗位;三、将喀尔喀蒙古分为三十四旗，与内蒙古的行政建制相统一。此后几日又对漠北诸部大汗、活佛进行册封、赐宴， 《清圣祖实录》记载土谢图汗、车臣汗等奏曰：“圣主如此深仁，臣等恨归顺之晚耳!惟愿圣寿万年，俾臣等仰沐洪恩，长享太平之福。”多伦会盟以后，漠北喀尔喀蒙古彻底内附，受到清朝的直接统治。

　　喀尔喀内附之后，清朝对准噶尔汗国的战争优势更加明显，而此时的噶尔丹因为原根据地被策妄阿拉布坦占据，只得盘踞在科布多地区整顿兵马，并不断袭扰内地。康熙三十七年(1696)，康熙帝发动三路大军出击，在昭莫多大败噶尔丹，次年又从宁夏出兵进剿。穷追猛打之下，噶尔丹众叛亲离服毒自尽。噶尔丹死后，占领其故地的策妄阿拉布坦继续与清朝为敌。

　　雍正年间，清朝攻灭了青海的和硕特部，进一步翦灭了平定准部的障碍。到乾隆年间，清朝多次向西北地区进兵，先后平定准部达瓦齐、阿睦尔撒纳的叛乱活动。乾隆二十三年(1759)，清军平定了大小和卓叛乱，至此天山南路彻底被置于清朝的控制之下。面对准噶尔部近70年的多次降而复叛，乾隆帝下令对准噶尔部尽行屠灭。昭梿《啸亭杂录》记载： “凡病死者十之三，逃入俄罗斯、哈萨克者十之三，为我兵杀者十之五，数千里内遂无一人。”准部灭亡以后，其空置的土地被清朝从各地征调移民充实。

　　乾隆三十六年(1771)，西迁至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部不堪沙皇俄国的役使，东归到达伊犁，其首领渥巴锡在承德避暑山庄朝见乾隆帝。乾隆帝将土尔扈特部安置于新疆，并作《土尔扈特部全部归顺记》，刻碑存放于承德普陀宗乘之庙。至此，漠西蒙古各部皆为清朝所统辖。

　　三、制度保障和宗教控制

　　清朝时在中央设置理藩院负责处理蒙古事务，而在地方则依靠盟旗制度对蒙古地区实施控制。天命九年(1624)，努尔哈赤对归附的蒙古各部按照八旗制度分别编定旗分。到皇太极时，这种制度被进一步发展成盟旗制度，并于内蒙古地区率先实施。土尔扈特部东归以后，乾隆帝将盟旗制度向蒙古各地全部推行。所谓盟旗制度，是将蒙古原有社会制度与满洲八旗组织制度相结合的产物，在蒙古各地按不同颜色划分各旗，每旗设一札萨克或总管统领。按照内属蒙古和外藩蒙古的区别，旗的归属各有不同。内属蒙古各旗或直辖、或受参赞大臣和驻防将军的管辖，外藩蒙古各旗之上则设立部盟。盟的主要作用是定期令各旗到指定地点会盟，并 “简稽军实，巡阅边防，清理刑名，编审丁册”，但对下属各旗并没有管辖权力。

　　各旗之间划分旗界，所辖的牧民不可以越界放牧，这在客观上限制了各旗之间的交流，也遏制了蒙古地区的人口流动。一方面加速蒙古内部各旗的分化，另一方面，对人口流动的限制也使蒙古族人民的游牧生活遭受影响。在重大天灾来临时，牧民往往需要长途迁徙躲避自然灾害的影响。盟旗制度建立后，牧民面对天灾往往只能坐等赈济，或出家成为喇嘛，享受清廷对藏传佛教赐予的特权和供养。

　　早在明朝时，蒙古的阿勒坦汗便将藏传佛教引入蒙古，并逐渐被蒙古民族普遍信仰。清朝控制蒙古后，进一步加强了藏传佛教对统治蒙古民族的作用，在蒙古各地大量兴建藏传佛教寺院并册封活佛，漠南蒙古的章嘉呼图克图、漠北蒙古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就是清朝分别设立的两大活佛系统。为加强蒙古民族对自身统治的宗教认同，清帝自己也逐步接受藏传佛教信仰，在北京、承德等地修建了大量的藏传佛教寺院，并时常对藏传佛教活佛予以接见。清廷对蒙古地区实施尊崇喇嘛的政策，对藏传佛教喇嘛予以种种特权，令活佛凌驾于蒙古各部王公之上或直接兼任旗主，对上层喇嘛授予特权和封号。清朝尊崇藏传佛教的做法实现了对游牧民族较以往历朝更为稳定的控制，然而在丰厚的刺激下，大量蒙古男丁选择出家，导致清朝统治的数百年间蒙古人口急剧减少。到清末时，蒙古各部人口仅有171万，比清初还要减少。

　　总结

　　从清初到乾隆后期，清朝对蒙古实施的加强控制的措施持续了一百余年的时间。其中，既有满蒙和亲的友好交流，也有铁腕平叛的流血牺牲。对封建统治者来说，没有什么是比巩固统治更实际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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