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宣帝把西汉推上了巅峰 汉武帝的名声为何比汉宣帝还高
2021-04-29 10:12:56 赵充国

  今天趣历史小编就给大家带来汉宣帝汉武帝,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西汉的全盛时期,出现在汉宣帝刘询(即位前名叫刘病已)在位期间,这一点是公认的;但如果说在历史上的知名度,两汉的代表毫无疑问是汉武帝。所谓“秦皇汉武”,即使纵观两千多年封建史,汉武帝刘彻也是顶流的帝王;在一定程度上来説,“文治武功”这一评价,会让人们第一个想到他。(千古一帝的标签,当然首先对应秦始皇)

  但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并不奇怪。有一种成功,得益于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对于汉宣帝而言,曾祖父汉武帝就是他的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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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先看看汉宣帝的成就与特点。

  从治国成就来看,汉宣帝几乎是完美的。他在位26年间,西汉王朝对内对外均达到了巅峰状态:

  对内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百姓安居乐业;

  对外四夷宾服,与汉朝鏖战百年的匈奴被彻底降服,呼韩邪单于亲自来到长安俯首称臣; 西域都护府设立,西域正式成为大汉直接管辖的领土。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孝宣之治”。在背后支撑这一成果的,是汉宣帝最令人称道的特点——“贤”,这跟他的经历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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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宣帝有个独一无二的经历:他是唯一一个在监狱中度过童年的皇帝。

  虽贵为汉武帝的曾孙,但在刘病已出生后不久,就因祖父刘据的“巫蛊之案”,导致全家死于非命,这么一个仍在襁褓中的婴儿由此成了孤儿,被扔进了监狱,在好心人的帮助下侥幸存活。后来在汉武帝悔悟之后,年幼的刘病已虽走出了监狱,但在18岁之前,他一直生活在民间。

  童年的苦难,并没有对刘病已的心理产生负面影响,反而让他深刻领悟了民间的艰辛、百姓的哀乐,以及大汉帝国在基层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最为突出的就是官吏德不配位、欺压人民的现象。

  这一经历对汉宣帝的执政风格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也许是历史上最为重视吏治、并且取得了卓越成效的皇帝。他主张各级统治者要关爱、感化百姓,而非用权势欺压;为了建立起一个官民和谐的高效政府,他甚至亲自参与基层官吏的选拔;严抓官员的考核工作,有功必赏、有罪必罚,杜绝徇私舞弊现象。

  《汉书》称,汉宣帝执政期间,朝廷的所有官员,都做到了人尽其才、称职尽责,这一现象史上罕见。因此,在那个时期,西汉政权极为和谐,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富足,幸福指数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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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较之下,汉武帝在以上方面仿佛处于下风,甚至在一些领域颇遭人诟病。

  比如史书称他为了建功立业,不惜穷兵黩武、对外各个方向都大规模用兵,与匈奴更是血战了几十年,给当时的社会造成了巨大伤害:“师出三十余年,天下户口减半”;

  他的吏治颇遭人非议:一方面起用有才干的儒生参与国政;另一方面却重用大量酷吏辅助自己,这些人执法残酷,其中固然有铁面无私、廉洁耿直的,但也不乏经常罗织罪状、草菅人命之辈。这种外儒内法之道,有效加强了皇权,但良莠不齐的官员队伍,也给百姓带了来苦难。

  除了四处征战之外,他还喜好大兴土木、四处巡游,给帝国财政带来了巨大压力,导致百姓疲惫不堪。当然,还有因亲信宠臣片面之词导致的“巫蛊之案”,这一事件祸及众多无辜,还引发了令人心惊的人伦悲剧。

  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到了汉武帝晚年,汉帝国饱受内忧外患的侵蚀,统治危机已呼之欲出。好在汉武帝幡然悔悟,及时发布罪己诏、改弦易张,给了西汉王朝喘息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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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若从执政结果完美与否来看,汉宣帝仿佛超过了汉武帝,那我们能说汉宣帝的文治武功更高吗?

  答案是否定的。汉武帝独一无二的历史地位,可以从他跟太子刘据间的一次对话管窥一斑。

  公元前93年,时任太子刘据劝说父亲不要过于执著于对外征伐四夷,汉武帝笑着回答:“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不亦可乎!”即:由我来担当艰苦重任,而将安逸留给你,不也挺好吗!

  封建历史的发展,客观上需要汉武帝这样一位政治家站出来承担艰巨的责任。他是继孔子、秦始皇之后,又一位对中国历史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孔子让中国人有了统一的思想文明,秦始皇是奠定中国大一统政治框架的第一人,汉武帝则首次成功地把思想与制度整合起来、为大一统王朝的运行建立起了可以落实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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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雄才大略”这个词,最早就是汉武帝专有的。他的一生都在厉行改革,在各个领域进行着开天辟地的工作:

  在思想领域,他用儒家取代黄老之术。汉初黄老之学盛极一时,帝王、文武大臣都是这一思想体系的拥趸;但与此同时,朝廷的礼仪制度、社会日常生活,还是沿用了儒家伦理,帝王的宫廷教育也涵盖了儒、道、法。

  汉武帝精通《老子》与儒家经典,在他看来,道家的“小国寡民”思想只适合休养生息,并不符合立志于打造“德泽四海”、“化及群生”大一统国家的自己;而儒家思想带有积极入世的色彩,涵盖宗教、哲学、政治、经济、日常生活等各个领域,是一个完整的国家治理理论体系。因此,他经过多年的努力,期间虽屡遭窦太后打压、元老的反对,最终还是扭转了封建政治的主导思想,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封建帝国的统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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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汉武帝为什么选择儒家,其实并不难理解。当时的主流学术思想无外乎儒、道、法、墨:

  道家的无为、放任主张,用来恢复生产可以,但随之带来的豪强肆意扩充、贫富差距拉大、对外庸碌无为等弊端也很明显,不利于大一统王朝的巩固、发展;

  法家的威力已经被证明,西汉初期实际上也延续了秦朝的法制体系;但秦朝灭亡的惨痛教训历历在目,很多人将其归结为法家的刻薄、寡恩,即贾谊所言“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导致那时的法家思想一边被统治者使用、一边被舆论抨击,即使本着“政治正确”的原则,也不能纯粹使用法家思想;

  墨家则过于超前,它反对奢侈享受、提倡艰苦朴素;反对天子世袭、主张全天下推举贤人为主;反对倚强凌弱、以大欺小,主张对所有人不分亲疏远近、一视同仁爱护......对于统治集团来看,这种理论显然不可能采用。

  相比较之下,儒家成了唯一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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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思想确立后,汉武帝随即开展了自己的全面改革。但从具体执行措施来看,并非拘泥于儒家思想,而像是在“独尊儒术”的旗帜下,以务实、有效为指导原则。

  他以教为先,开办太学、设置《五经》博士,当初孟子“设为庠序”、将教育普及到平民阶层的理想,终于成为了现实,在历史上首次建立起系统、制度化的教育体系;

  教育制度与选官渠道相结合,建立、健全察举制,“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创建了影响后世、领先世界的文官制度;同时他求贤若渴,任人以才,一手培养、提拔了卫青霍去病等英雄将领;

  创立乐府官署,收集民间的歌辞,协音律,行“诗教”;重用文人贤士、重视文化建设,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图书,首次设立国家图书馆,建立系统性保存文化遗产的制度;

  吸收“五德”思想,首次设置年号,改正朔、易服色;制定、颁布了计算精准的太初历,实现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全面的历法改革;

  以推恩令彻底消除分封制对大一统王朝的负面影响;徙豪强入边,施行《刺史六条》,被视为打击贵戚、豪族的“二千年良法”;

  经济上,发行新的货币,施行盐、铁、酒专卖,推行均输、平准制度,在没有加重百姓负担的前提下,从商人、豪族手中夺取利益,缓解了浩大的军事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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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都是“文治”,汉武帝的“武功”更令人津津乐道:他四面出击,南收两越、东定朝鲜、北逐匈奴,同时还平西羌、抚西南夷,开通西域。通过数十年的战争,中原王朝的直接统治区首次突破了传统的黄河、长江流域,奠定了后世两千年封建帝国的基本疆域框架;中华农耕文明战胜了以匈奴为代表的草原文明,华夏文化向四面八方传播,“强汉”的形象正式确立,多民族的汉王朝,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强大的大一统国家(没有之一)。

  需要重点说明的是汉匈战争。从结果来看,直到汉武帝去世,汉朝付出了巨大代价、仍未彻底解决匈奴问题。但我们要明白,在汉武帝即位前,匈奴几乎统一了北方所有马背上的民族,强盛的武力令历代西汉统治者毫无抵抗之力;若没有军事力量为支撑,任何经济、文化都是极其脆弱的,当时的游牧文明已经呈现出与华夏文明分庭抗礼之势。

  而汉武帝发动的汉匈战争,即使纵观古代整个欧亚大陆,也是破天荒的头一遭。他以超常的眼界与格局,外交、军事两手抓,对匈奴人展开了数十年的绞杀。在陆续夺回河朔、拿下陇右、控制西域后,匈奴的经济命脉、生存空间已经被腰斩,成了完全龟缩在草原上的游牧组织,已经无法再被视为一支有竞争力的“文明”。他们虽凭借机动优势暂时苟延,但彻底败亡已成定局。随着汉武帝晚年谢罪悔过、实行“富民”政策,再加上汉昭帝时期的继续休养生息,汉宣帝彻底征服匈奴,也就显得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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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武帝虽为带有历史局限性的封建帝王,但他在位期间创立起了全新的秩序,涉及到教育、学术、文化,到政治、经济、军事乃至历法的所有方面,奠定了后世两千年封建王朝的基本格局,也为中华文明的优势地位夯实了基础。当然,这种格局恢弘的创举,自然需要付出相应的代价,但以发展的历史观来看,汉武帝不愧为后世广泛赞誉的“雄才大略、文治武功”之帝王。

  “武帝雄才大略,非不深知征伐之劳民也,盖欲复三代之境土。削平四夷,尽去后患”,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说的正是汉武帝。也许这就是他被公认为两汉第一帝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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