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趣历史小编就给大家带来明朝皇帝，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其实这个问题完全可以反问：如果明朝皇帝真的昏君辈出，又怎么能有将近300年的国运?在我看来，所谓明代皇帝的昏庸，有的是后世写史之人的刻意抹黑，有的是当时不得志士大夫的阴暗抱怨，更有明代皇帝自己营造的与朝臣对立，与群臣隔绝。
明朝的君主，是历史上少有既能掌政又能放权的群体
这看起来貌似是废话，但是中间这个度的把握不是那么容易的。说实话，这也是明初几个君王一点一点从失败的教训中成长起来的经验。
明太祖朱元璋专权，也把自己累得够呛，也改组了自己的銮仪卫建立了锦衣卫。特务机关大行其道，本身就是皇权专制的典型表现。所以在洪武年间，我们经常看到各种大案要案频发，有的是朱元璋是要敲打开国功勋，有的是朱元璋力气使过了，有的则是锦衣卫为了要绩效故意扩大牵连。所以到了洪武晚期的时候，朱元璋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一度废除了锦衣卫。当然，这个废除只是台面上的，但姿态已经做得足够了。开国君主，何等的高瞻远瞩。
明惠宗朱允炆，儒家式的君主，没有学到爷爷的铁血，满脑子都是儒家的家国天下。当然，我们不能因为他最后的失败而彻底否定他。朱允炆的执政理念其实是在调和洪武年间的戾气，比如重用文臣，以文制武，比如提升江南世族的地位。这些举措本身没有问题，这也是一个长治久安王朝必然的历史趋势，只是朱允炆把事情做得太急，太过，想一口吃成胖子，结果被朱棣所乘。
明成祖朱棣，他登基之后，又把治国的风格往洪武年的旧范拉了回去，但是请注意，朱棣嘴巴上说是事事要学自己老爹朱元璋，但很多事情并不做绝。他恢复了锦衣卫，创立了东厂，但是永乐年间却没有出现洪武时株连几万人的大案;他也搞削藩，但用的都是阴柔的手段，嘴巴上是说得很漂亮的，大明削藩的基础就是被朱棣奠定的。
同样是对北方用兵，朱棣不是一味地派人满草原找仗打，而是完善了大明北部防御蒙古的重兵团防线，迁都北京，把国都像一个钉子一样钉在北方的国境线上。即便是后来朱棣几次亲征北伐，这其中政治意味远远大于实际的军事效益，而且朱棣自己也享受军旅生涯。
同时，我们也看到，朱棣一方面让太子朱高炽在北京监国，主动让大量臣僚与朱高炽亲近，一方面又不忘经常向朱高炽找茬，对其敲打一番。对了，还让孙子朱瞻基待在北京，一方面做自己北征蒙古的后勤主官，让其学习相关军政要务，一方面又向其灌输迁都北方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让其督监北京皇城的营造。更别提他发展了大学士体系，创建内阁，为今后大明的政治制度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明仁宗朱高炽，虽说在位仅仅一年，但凭借着多年的监国经验和好得不能再好的人缘，把永乐年间文官们的怨气一股脑地给抹了，并开始主导国家重心的转型，注重内政经济。同时，也为儿子朱瞻基留下了一个高效的执政团队。
明宣宗朱瞻基，朱家第三代，有着爷爷朱棣的热血，敢带着卫队和蒙古骑兵对冲，也有着父亲朱高炽对儒家文化独特的帝皇视角。朱瞻基最大的优点就是不折腾。政务上的事情，内阁制度开始成熟，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在对外上和蒙古各部进行和解。下西洋到他这基本就算停了，对安南的问题开始进行战略收缩，国内民生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同时他也是大明的第一顽主，明代宫廷的各种游戏玩法，在他这开始蓬勃发展。他缔造了一个“仁宣之治”。
明英宗朱祁镇，这位导致了“土木之变”的君主一直被后人诟病。其实我认为他是委屈的。朱祁镇登基的时候，还不到十岁。当时整个大明的运转基本都在内阁的“三杨”手中，太皇太后张氏辅以全盘监控。而到了正统十四年“土木之变”发生之前，朱祁镇已经是十五六岁的人了。我们一直骂的王振，其实就是朱祁镇夺权的工具，也是皇权的延伸。本质上，“土木之变”是大明和蒙古两方内部冲突的一次对外转移。
朱祁镇是在土木堡丟了大明的主力，也间接地造成了国势上升期的被打断，但我们又忽略了一个严重问题：到了朱祁镇这代，大明的军队充斥着很多没打过大仗，硬仗的军二代，军三代乃至军四代。这样的兵员没有经受过战争的洗礼，却依旧个个以祖辈光辉战绩而自据，焉能不败?
到后来朱祁镇发动“夺门之变”，他一步一步地铲除了徐有贞，石亨，曹吉祥的复辟功勋组，最后以李贤这样能够连系守旧派和新贵派两股势力的臣子来稳定朝局，这何尝不是他的一种能力。要知道，在正统初年，大明的国势还保持着上升，到了他复辟的天顺年，大明甚至还走出过一个小高潮，起码当时百姓的日子是很好过的。
明代宗朱祁钰，这位从来没有被当做皇帝候选人的王爷，一坐到龙椅上就是面对着“土木之变”的惨败和蒙古也先部随时会进宫北京城的危局。朱祁钰大胆启用于谦，积极整备防务，并在王振一派，旧官僚一派和于谦等新贵一派三者之间做到政治平衡，稳定了当时惶惶的人心，并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重大胜利。
后来他用贿赂也好，耍无赖也好，把侄子朱见深踢下东宫之位，换上了自己的儿子朱见济。在这背后其实他还换了一个皇后，重用了新皇后的外戚，安插进了锦衣卫和各军政部门要职，直接增强了自己对朝局的掌控力，你能说这么一个皇帝是软弱无能的吗?要不是最后儿子夭折，导致他心灰意冷，朱祁钰不见得不能成为一代明君。
明宪宗朱见深，创立西厂，专宠万贵妃。其实我们完全不用只盯着皇帝后宫的那些蝇营狗苟，因为这些历朝历代说白了都是那点事情。也别只看到成化年间的“纸糊三阁老”，一群大臣尸位素餐地不作为。事实上，正是因为朱见深自己太有主意了，他需要的是一个能够贯彻他意志的执政团队的，而不是像其父亲朱祁镇那样能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李贤。
你就看朱见深用西厂对付那帮文臣的果狠，对于北方蒙古的强硬，还有对女真，对西南少数民族的暴动，对荆湘地区流民的处理，一桩桩一件件无不透露着他政治智慧。须知明宪宗的“宪”，本身就是一种褒奖。
明孝宗朱佑樘，这位“来历不明”的君主。相对于他的祖先来说，朱佑樘对于文官集团是相对妥协和包容的，在朱佑樘的治下，大明的官员日子是很好过的。朱佑樘的能力其实一般，为什么呢?一个细节就看得出来，他一天到晚地和大臣们开会，甚至把四品以上的官员名字都贴在自己宫殿的墙上。朱佑樘做事情太细致了，以致于缺一点先祖的指点江山，杀伐果决。
但就是这么个皇帝，靠着文官集团的运作，靠着大量的放权，硬是造就了一个所谓的“弘治中兴”。当然，这个中兴是有水分的，但老百姓和官员们的日子确实是好过了。皇权和臣权在这个时期达成了一种相安无事的平衡，这点也是很难做到的。
明武宗朱厚照，大明最后一位尚武的君主，也是最后一位敢于在阵战前和蒙古人真刀真枪干的皇帝。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位君主。还是那句话，别盯着人家私生活不放，你要是做了皇帝在这方面不见得比人家收敛多少。
朱厚照的厉害之处就是他看懂了做皇帝的实质：与大臣们争权。一开始他用“八虎”夺权，刘瑾的上台就代表着他坐稳了皇位。然后他用刘瑾去改革，虽然最后失败了，但是累积了宝贵的经验。之后在刘瑾为他背了太多的黑锅之后，他果断地放弃刘瑾，并开始扶持边将，用以掌控军权。江彬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
如果你有留心这段历史，你会发现朱厚照做的很多事情都看起来非常不靠谱，大臣们的反应非常激烈。但是激烈归激烈，大臣们就是没辙。为什么没辙?因为朱厚照掌握着绝对的实力，大臣们拿皇帝没辙。
宁王之叛，有时候都会觉得是朱厚照故意在诱惑宁王叛乱，为的就是进一步收拢军权。他南巡的时候，也打着御驾亲征的旗号，在知道王阳明已经平灭叛乱的时候依旧要压制消息南下，到了南京就收了王阳明的军权，后面是一系列的军务改革。这怎么看都不是一个只知道玩乐的皇帝能做出的事情。如果我再告诉你，朱厚照在佛学，道学，儒学，伊斯兰教，基督教上都有不俗的造诣，且有独到的眼光，你是否惊讶得张大嘴巴。
明世宗朱厚熜，即嘉靖皇帝。这也是一位无师自通做皇帝的主。杨廷和等人看似找了一位年轻的藩王，其实是给自己找了个祖宗。嘉靖打小读书就好，所以在“大议礼”之中，总能把握一些关键问题，就是不让步。他的厉害之处就是不像朱元璋，朱棣，朱见深那样动用锦衣卫，东厂，西厂等特务机构和大臣们耍流氓，一点一点玩死他们，嘉靖就在大臣们擅长的领域和大臣们硬杠。
各种议礼都成为了嘉靖揽权的途径，父亲母亲的职称待遇，天地的祭祀，儒家的礼制改革，他一次次发动议礼，一次次离间群臣，并在这一过程中一次次地巩固皇权，进行大量的人事和资源调动。嘉靖是明代所有皇帝中，玩心机玩手段的第一人。大臣们恨得牙痒痒，可皇帝用的都是阳谋，光明正大，大大方方。以致于最后文官们承认了嘉靖的地位，安心地做顺臣。张璁，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无不是从迎合嘉靖而起家的。嘉靖也正式开启了大明的强人政治。
所以嘉靖可以几十年不上朝，就只见见几个内阁大臣，而大明依旧秉承着他的意志在不断运作。更可怕的是，他做这些还不需要像朱祁镇和朱厚照那样，借用宦官的势力。整个嘉靖年间，宦官势力一直不曾强势抬头。如果说嘉靖还有什么依仗，那就是他重用锦衣卫，且用而不显，让人想骂娘都找不到主。
明穆宗朱载坖，他的隆庆朝本质上还是继承了嘉靖年的执政风格。不同的是，他顺应了这一历史惯性，顺应了父亲留下的强人政治风格。有人比自己能干，比自己勤奋，朱载坖乐得一个人偷清闲。所以在这个历史时期，我们见到了高拱和张居正在历史舞台上的活跃。而这些强人们也的确有开明的政治视野，打开海贸，恢复与北方少数民族的贡贸关系，填补嘉靖年的政治空白，都做得富有成效。但即便是如此一个看似言听计从的皇帝，依旧牢牢把持着皇权，你何曾听说他被这些强悍的臣子架空过?
明神宗朱翊钧，万历皇帝，大明在位时间最久的一位君主。万历的前十年，基本上就是张居正在把持朝政。但这种把持是一种特殊现象，是建立在皇帝年幼，建立在内阁首辅张居正，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朱翊钧生母张太后的三方结盟上。而司礼监是能够遏制内阁权势的，同时冯保又是张太后的私人。所以看似一家独大的内阁，其实是因为皇权的刻意放纵而导致的。
朱翊钧有着十年的苦读，文化素养在大明所有皇帝中绝对是进前三的。朱翊钧是昏君吗?绝对不是。他后来清算张居正时借用言官力量，他对“万历三大征”的果断，无不体现出了他对时局的判断。万历年的“国本之争”折腾了几十年，但朱翊钧在立太子这件事情上能够和大臣们反反复复拉扯这么久的时间，何尝不说明了他的个人能力和对朝局的掌控?要知道万历年从张居正以后，就再没有出过一个政治强人，即便到了万历中后期党争开始发酵，朱翊钧依旧没有让任何一个朝臣敢于对自己指指点点。
很多人说万历年的矿监税使如何破坏经济，掠夺民财。这些负面的情况肯定存在，但从另一种层面来说，朱翊钧掠夺的，其实是原本放在士大夫口袋里的钱，是那些特权阶层的权。而当时张居正改革已废，朝廷的各种大项目接连上马，极端自然灾害不断，北方女真也渐成气候，哪哪都用钱，后来如果不是朱翊钧用这种竭泽而渔的状态来补贴国家财政，大明的灭亡估计要提早几十年。
明光宗朱常洛在位仅仅一个月，我们暂且不提。
明熹宗朱由校，一个文化素养不高的皇帝，小时候也没有受到过正儿八经父爱母爱的主。所以他喜欢玩木匠，多少有点逃避生活的嫌疑。但就是这么一个哥们，硬生生地扶持起了魏忠贤。要知道经过嘉靖，隆庆，万历三朝，明朝的文官们通过各种政治斗争，一个个已经发展成了特别能战斗，特别能硬杠，特别能扯淡的牛人。在这种背景下，特别是东林党人在朱由校登基这个节骨眼上还出过大力的情况下，朱由校能把魏忠贤立起来，并且在他的授意下坐视阉党做大做强，重新整合各派人马，拉出一支比原先文官集团更强悍的队伍，这何尝不是朱由校的一种能力?
为什么很多人说如果魏忠贤还在，大明不至于亡国?因为阉党说白了就是保皇党，皇帝能通过阉党最大限度地调动朝廷各项资源，去应对已经千疮百孔的国家所衍生的各种问题，这是当时最坚决最明智的一众做法。就冲这，朱由校不愧是朱家子孙。
明思宗朱由检。这是一个妥妥的悲剧性人物。对于崇祯是否是昏君，现在依然是一个热点话题。其实大明最后亡于崇祯，其实是一种制度上的崩溃，当然这期间崇祯反复刚愎的性格，也起到了一定推波助澜的作用。崇祯最大的败笔，就是在一上台的时候，就彻底搞垮了阉党。须知阉党倒台了，死的不是仅仅一个魏忠贤而已，而是整个阉党背后凝聚的人才资源和物质资源。
从当时的情况下，朱由检勤政，也有胆魄，但却没有一定的担当，抗压能力差。这就导致了很多时局不顺时，朱由检就会打退堂鼓，在政策和用人上有所反复。当然，这不是大明灭亡的主要原因，极端的自然灾害，窘迫的财政状况，无法收拾的流民暴动，跃跃欲动的后金女真，还有腐败不堪的官场氛围等等等，只是当所有的问题都爆发的时候，在位的皇帝刚好是朱由检而已。在这种状况下，我想即使是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复生，也难有回天之力。
所以说完以上这些君主，我并不觉得明朝的君主们是昏君。
大明能270多年的国运，除了皇帝的个人因素外，其实也归结于政治制度的完善。
经过明代前几位君主的尝试和完善，到了明代中期，或者是到了明英宗朱祁镇的时候，内阁制度基本上已经完善。大明当时的政务流程是这样的：内阁票拟——皇帝(司礼监)朱批——六部执政——言官监管反馈。
这个体系在当时看来堪称完美。内阁拥有政务的建议权，然后由皇帝亲自定夺。皇帝犯懒的时候或者刻意授权给司礼监，便由司礼监来直接定夺内阁的票拟。之后交给六部来执行，最后由言官监督。其中，内阁的官员一开始的品级大概是在四品左右，六部的一二把手都是二三品高官，言官都是六七品的样子。
这么做的好处是，四品左右官员能够接触到上下层级的官员，掌握的情况是最全面的。二三品大员因为位高权重，由他们来执行最有效率。言官们长期在基层工作，最能听到一线的反馈。
在这套系统成型的同时，大明还有一套《大明律》。这是一套囊括了明朝所有政治经济活动，覆盖了全社会全阶层的律法。所有人都要遵照着这套律法行事，不然就会受到严厉的惩处。
对了，还有一套效率高绝，超脱《大明律》之外直接对皇帝负责的厂卫特务系统。这就使得明朝的君主能够跳出游戏规则，又做裁判又做运动员，对治下臣民肆意打击。
皇帝的个人素养能力，加上各种政治制度的完善，再辅以意识形态的培养，这才是大明能够有近300年国运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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