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为何把伯夷的列传放在列传之首呢?
2021-06-15 17:12:54 王温舒 来莺儿 樊崇 杨喜 何休

  《史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超过3000年的历史,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史记》从讲述人物生平角度出发,通过人物的事迹来描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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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迁是汉代著名历史学家,他以一己之力撰写了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著作《史记》,其书受到历代史家推崇,被列为正史之首。《史记》中记载了大量人物,各有其精神特点与性格。而被司马迁放在列传之首的,却是商周之际,商朝的贵族伯夷、叔齐,这是为什么呢?

  伯夷、叔齐是商朝封国孤竹国国君的儿子,两兄弟相互亲爱和睦。伯夷是嫡长子,本应该继承国君之位,而他们的父亲想将自己的位置传给小儿子叔齐,叔齐不愿意接受这一位置,而伯夷也不愿违背父命,相互推让的结果是,两个人选择一起逃走。当时的姬昌,也就是后来的周文王在当时广行德政,有“善养老”之名,于是两个人前去投靠。而周文王去世后,周武王即位,讨伐商朝。两个人虽然都知道商的无道,却不愿看到它灭亡。他们在周武王的马前请愿,说道:“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弒君,可谓仁乎?”然而历史的潮流却不会因为他们的意见而停止向前,姜太公称赞他们是“义人”,符合道义的标准,让人将他们扶走。而周灭商后,两个人坚守道义,“义不食周粟”,隐居到首阳山之下采薇而食,最终饿死,在死前悲唱:“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最终死去。作为当时有名的贤人,其最终的结局格外凄惨,让人为之动容。

  司马迁深刻的认识到了命运与道德之间的矛盾与悖论,“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似乎很有道理,然而历史上却总会有这样的例外。孔门的弟子中,颜回最为好学,而一直过着贫困的生活,最终早丧。而恶人却常常荣华富贵,一生坦途,著名的恶人盗跖,无恶不作,却以寿终。这正生动体现出了这一矛盾。而在“义”与“利”两者不能兼得的时候,有道德修养的人,尤其是有儒家信仰的士大夫们,却常常选择为自己的志向殉道。这是伯夷叔齐的选择,也是孔子以降千千万万士大夫的选择,司马迁本人亦不例外。他为李陵上书求情,惨遭下狱,为了父亲的托付,忍受了腐刑,受尽人们的冷眼嘲笑。而让他选择坚持的,正是自己如同伯夷叔齐一样的理想,而为了自己志向甘于殉道的精神,正是司马迁将《史记》写成最优秀作品必不可少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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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史记·伯夷列传》原文

  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

  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

  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

  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

  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

  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遂饿死于首阳山。由此观之,怨邪非邪?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贾子曰:“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

  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趋舍有时,若此类名湮灭而不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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