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不了解吕后和诸吕之乱，接下来跟着趣历史小编一起欣赏。

　　公元前180年，西汉朝廷的吕后刚刚去世，就爆发了“诸吕之乱”，在这场宫廷斗争中，曾经威风八面的吕氏遭到了灭顶之灾：“遣人分部悉捕诸吕男女，无少长皆斩之”。

　　这不禁让人产生一个疑惑：那些功臣、藩王为啥等到吕后死后才对诸吕动手?只是因为害怕吕后吗?

　　实力对比是次要的，行动的合法性考虑才最关键。也就是说：吕后活着时，功臣们对诸吕动手是师出无名的;但在她死后，则理直气壮。

　　也许是因为武则天、慈禧的反面案例，咱们对古时后宫女性“垂帘听政”的做法极为反感，甚至有“牝鸡司晨”之类的贬损。但在实际上，在古代帝王年纪尚幼时，他的母亲(即太后)临朝称制、代为处理朝政其实是很合理的，在历朝历代都屡见不鲜，即所谓的“名位既正，体同皇极”，符合封建政治逻辑。

　　而吕后则更加名正言顺。

　　首先，“吕后为人刚毅，佐高帝定天下，兄二人皆为列将，从征伐。”吕后是刘邦的结发妻子、身份名正言顺，而且劳苦功高、个人能力极强，韩信、彭越这些刘邦想杀却又不好意思撕破脸的功臣，都是由吕后操刀除掉。

　　吕氏家族其他成员同样不容忽视，吕后的哥哥吕泽、吕释之，妹夫樊哙都因战功封侯，是功臣集团中的实权派;

　　其实这就是在与戚夫人的争储之战中，吕后能得到功臣集团全体支持的重要原因。

　　第二，刘邦的认可。刘邦在病重去世前，曾与吕后交流接下来几任丞相的人选，这就意味着，他已赋予了吕后在汉初政治中的地位;

　　其三，现实的需要。西汉初年挑战重重，对外有强悍的匈奴威胁，对内经济凋敝、人口锐减、国弱民贫，功臣勋旧群体的利益需要调和，这些都要求在位的统治者具备足够的能力、资历与威望。而汉惠帝年仅十六岁，且性格温和柔弱，显然难以独自肩负起这份责任。

　　而吕后则能够很好地满足这份需求，她的资历、见地、权势、威望和手段，与那些男性功臣相比丝毫不落下风;而且刘邦在世出征时，她已经时常镇守长安，处理政治事务驾轻就熟。因此，在刘邦驾崩后，吕后对草创的西汉朝廷而言无疑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因此，在刘邦死后，劳苦功高的吕后以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合情合理、正当合法，这也是朝野上下接受她实际执掌朝政的原因。

　　那么，为什么在其后吕氏联系掌权十多年，甚至违背刘邦留下的“白马之盟”、肆意分封诸吕为王、打压迫害刘氏宗室的情况下，一直没人挺身而出、甚至接受现状呢?

　　首先，吕后虽然对情敌戚夫人手段狠辣，对刘氏宗亲也毫不客气，但对功臣集团的利益则毫无侵害，比如她完全按照刘邦的遗命，安排萧何、曹参、王陵、陈平、周勃主政，并没有刻意培养自己的官僚派系;

　　其次，吕后虽然违规提拔诸吕为王，但她跟后世的武则天不同，所作所为的本质只是为了维护家族利益，没有丝毫要改朝换代的想法。

　　其三，吕后虽是“女主”，但她在位期间颇有合格政治家的风范：

　　她沿用了黄老之术、与民休息的思路，不扰民、不殃民，注重发展民生;支持汉惠帝废除挟书律等秦朝时期的苛政，在政治、经济上全面“顺流与之(民)更始”，推行仁政、刑罚罕用，经常大赦天下，吻合了常年战乱后中原社会的现实需要。

　　《史记》称，在吕后当政期间，“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天下晏然，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西汉王朝的民生、经济等逐渐走上正轨，为其后的文景之治奠定了基础。

　　因此，在这十几年中，即使吕后的一些做法有过界之嫌，但那些功臣、宿将、诸侯王，顶多在私下表达下怨气;在明面上，无论从法理、道义、实力对比层面来看，他们都不得不接受吕后的威压。

　　但随着吕后的去世，诸吕就彻底失去了继续大权独揽的理论基础;若想维持现状，他们只能保证自己具备足够的实力、强悍的意志。可惜的是，诸吕的“官二代”们并没有这份能耐。

　　也许是太过于急切地想保证吕氏家族的利益，聪明一世的吕后忘记了“大功不可久任，大权不可久执，大威不可久居”的道理。她知道功臣集团对自己的行为不满，于是在去世前，刻意让自己的侄子分管禁军，保证“枪杆子”在家族手中。

　　在去世前，她甚至再三吩咐吕产、吕禄：“高祖与大臣约，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今王吕氏，大臣不平。我即崩，恐其为变，必据兵卫宫，慎毋送丧，为人所制。”即她已经预测到了功臣们会有所动作，因此叮嘱侄儿们一定要牢牢掌握军队，千万不要擅自离开宫城，甚至不要给自己送丧(后世的曹爽明白这道理就好了)。

　　可惜吕产、吕禄并没有父辈那样的能力与胆色，最终被莫须有的罪名连根拔起。

　　史书称，“诸吕用事擅权，欲为乱”，但任何史料中都不能提供他们“作乱”的证据。从道理上来说，他们掌握了朝廷的武装精锐，位居王侯，还掌握了幼主，维持现状对他们而言是最有利的，为什么会主动挑起政治动荡?

　　而且，随后吕禄在郦寄简单几句说辞下，就主动交出了将军印缓、把军队指挥权交给太尉周勃，其后只身离开，这哪里像有野心的阴谋家?

　　而掌握南军的吕产即使听说情况有变，却也没有采取任何举动，而是在未央宫门外来往徘徊，随后看到有士兵前来就连忙逃跑，最终被追到郎中令官府的厕所里杀害，全程没有体现出一丝的反抗、“作乱”迹象。

　　而这场政变爆发，距离吕后去世仅仅十几天，充分说明这一事件早有预谋。因此，所谓的“诸吕之乱”只是成王败寇的盖棺定论，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诸吕的最大罪过，就是违背了当初刘邦跟功臣们之间达成的潜规则：“‘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吕后在世时，还能为这一违规操作提供道义上的庇护;而在吕后死后，这一法理基础已经消失。

　　为了消除这一政治不平衡状态，以陈平、周勃为代表的功臣集团，联合齐王刘襄等宗室藩王，集体对吕产、吕禄领衔的诸吕发难，其后对权力进行重新分配。

　　说白了，“诸吕之乱”确实是一场宫廷政变，不过发起方并不是吕氏，而是功臣集团。但他们手上掌握了刘邦的“白马之盟”这一道义制高点，其后又迎立汉文帝、捧起了一代明主，所谓成王败寇，由此让他们的这一政变成了正义的代名词。

　　但说白了，所谓的“诸吕之乱”，只是陈平、周勃这些老江湖捏软柿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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