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不了解东林党，接下来跟着趣历史小编一起欣赏。
天启五年(1625年)七月二十日，为了能见恩师左光斗最后一面，史可法冒险进入锦衣卫诏狱，当见到被许显纯折磨的面目全非的左光斗时，史可法再也控制不住，跪下抱着恩师已经被打断的双腿哭了起来。
通过声音辨认出来人是史可法后，左光斗怒不可遏，他明白许显纯一旦知道史可法前来，史可法就不可能活着离开诏狱了，所以他立即向史可法怒喝道：“糊涂，赶紧离开这，国势倾颓至此，我将不久于人世，大明的未来还要靠你去挽救”。
二十年后的弘光元年(1645年)四月二十四日，站在扬州城头望着城外黑云压城的清军，史可法又一次想起了左光斗的怒喝，只是他已经无力挽救大明了，当晚，扬州城的城墙被清军的红衣大炮轰塌，史可法战死。
史可法战死后，刘宗周、高宏图皆效法伯夷叔齐而亡。随着左光斗、史可法、刘宗周、高宏图的先后去世，东林党人的气节也随即烟消云散，以东林党领袖钱谦益说出的水太凉为标志，剩下的东林党人大多都通过向清军投降来苟延残喘。
左光斗、史可法等人与钱谦益等人在面对危难时的不同选择，导致后世对东林党的评价呈现两极分化：一种观点认为左光斗、史可法等东林党人若能一直受到重用大明何以遭受甲申之变，而另一种观点却认为正是在钱谦益等东林党伪君子一再为了一己私利发起党争的情况下大明才会遭受甲申之变。
其实，这两种观点的存在并不矛盾，因为它们代表的正是东林党的两面。
时间倒回到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望着东林书院门口“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楹联，东林党的奠基者、第一代领导者顾宪成陷入了沉思，在他看来大明虽然依靠张居正改革的惯性迅速取得了宁夏之役的胜利和援朝之役的主动权，但是由于张居正改革在张居正去世后遭到了非常严重的破坏，所以大明的统治危机反而比张居正改革之前更加严重了。
为了挽救大明的统治危机，顾宪成与顾允成、高攀龙、叶茂才等“东林八君子”在东林书院中提出了东林党明确的政治主张。
整顿吏治
洪武至宣德时期，大明推行“重典治吏”，吏治较为清明。正统时期，由于吏治的宽松和宦官王振把持朝政，官吏渎职、贿赂公行等吏治败坏的问题开始显现。成化至正德时期，虽然宦官汪直、刘瑾相继用事和文官集团权力的逐步增加为吏治败坏提供了孳生的土壤，但是由于巡抚、总督的制度化，吏治败坏的问题并未成为大明官场的普遍现象。
嘉靖时期，由于严嵩出任内阁首辅后公开的卖官鬻爵，吏治败坏的问题成为了大明官场的普遍现象，其具体表现为严嵩出任内阁首辅之前官吏致仕回乡邻里皆问为官政绩如何，而在严嵩出任内阁首辅后官吏致仕回乡邻里皆问获利多少。
隆庆、万历时期，吏治败坏的问题严重加剧了大明的统治危机，期间张居正改革中的考成法虽然解决了部分吏治败坏的问题，但是随着张居正的病逝，吏治败坏的问题比之前反而更加严重了。
有鉴于此，顾宪成、赵南星等东林党核心人物皆认为“有司之贪，固已成风”，如果不加整顿将会引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今日有司之贪，固已成风，一贪则多酷，既其脂膏，又加毒痛，民安得不乱?——赵南星《味檗斋文集》
为了整顿吏治，顾宪成、高攀龙、赵南星等东林党核心人物认为应当采取“任用干济之才”、“重纠察之令”等措施。
抑制土地兼并和均平赋役
在张居正改革的过程中，以顾宪成为代表的东林党人虽然激烈反对张居正施行考成法和夺情起复，但是却对张居正通过一条鞭法来抑制土地兼并和均平赋役的做法深表赞同。在张居正病逝后，东林党人在抑制土地兼并和均平赋役上甚至比张居正走的更远。
万历二十九年，东林党人朱国桢在湖州提出了“均田定役，以救民命”的口号。此后，担任湖广按察使的东林党人马从聘又在整个湖广境内“大刻‘均田便民’四字粘于道傍”，相比于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只是使土地兼并和赋役不均的问题不再恶化，朱国桢和马从聘的“均田定役”无疑是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众往迎，大刻‘均田便民’四字粘于道傍，处处皆遍，因随按台舟自平望至郡城一百二十里布满，极目不见首尾，愈近愈多，呼号投水者往往而是。——朱国桢《涌幢小品》
天启元年，东林党人甄淑又在“均田定役”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摊丁入亩”的建议，这个建议一旦施行，明末土地兼并和赋役不均的问题将得到彻底的解决。
小民最苦者，一则无田之粮，田胃富室，田尽粮存，一则无米之丁，丁附于米，米推而丁无推。宜取额丁与额米，两衡而定其数，米若干即带丁若干，买田者收米便收丁，戮田者推米便推丁。在县册不失丁额以违祖制，在贫民不留空丁以致累倍，而官亦免通责之难矣。——《明熹宗实录》
改革科举制度
成型于唐代的科举制度发展到明代已经成为儒生入仕的唯一途径，有明一代对于舞弊等影响科举秩序的处罚都十分严重，有着“江南第一才子”之称的唐伯虎就是因为牵涉到科场舞弊而终身只能做个风流倜傥的逍遥才子，但是由于约定门生等潜规则的出现，明代科举在暗地里开始遭受着越来越多的干扰。
嘉靖十六年(1537年)，年仅十三岁的张居正首次参加湖广乡试即告落榜，导致他落榜的原因既不是年龄太小，也不是学识不够，而是当时的湖广巡抚顾璘希望他能“多加磨砺，以成大器”。
虽然顾璘干扰科举导致张居正落榜完全是出于为国磨砺人才的考虑，但不是每一个大明的巡抚、总督、朝臣都能像顾璘那样一心为国，一旦顾璘这样的人在明代的官场中成为了凤毛麟角，大明的科场就将沦为谋取私利的工具。
万历年间的韩敬科场舞弊案被揭发后，标志着大明的科场距离彻底沦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已经不远了。有鉴于此，顾宪成、叶茂才等东林党人提出了改革科举制度、清除弊端的主张。
科场舞弊，污人齿颊，而内阁敢拟原无私弊之旨，以欺吾君。——《明史.叶茂才传》
通过东林党人提出的整顿吏治、抑制土地兼并和均平赋役、改革科举制度的政治主张的具体内容来看，以顾宪成、叶茂才、高攀龙等人为首的第一代东林党人代表的正是中小地主、官僚、手工业者和广大自耕农的利益，因为当时把持朝堂、干扰科举、兼并土地、制造赋役不均的主力正是大官僚、大地主阶层。
虽然顾宪成、叶茂才、高攀龙等人提出了东林党明确的政治主张，但是由于构成东林党的主体是中小地主、官僚等阶层，使得他们在朝廷上的势力相当弱小，导致东林党的政治主张无法付诸实施，所以，顾宪成等人开始为了掌控朝政而努力。
万历十五年(1587年)，吏部验封主事顾宪成指使左都御史辛自修借丁亥京察罢黜大官僚地主阶层在朝廷上有劣迹的官吏、提拔东林党官吏，结果在内阁首辅申时行的阻挠下失败，顾宪成被贬官、外调。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又是一个京察的年份，史称“癸巳京察”。为了借助此次京察扩大在朝廷上的势力，主持京察的东林党人孙鑨罢黜了自己外甥吕胤昌、赵南星罢黜了自己的亲家王三余，但是在代表大地主和大官僚利益的内阁辅臣赵志皋、王锡爵等人的打击下东林党扩大自己势力的企图再一次破灭，孙鑨被迫回籍、赵南星被革职为民、高攀龙被贬官。
丁亥京察、癸巳京察的失败虽然令东林党在朝廷上损失惨重，但是东林党的整体势力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比之前更强大了，东林党的政治主张、在两次京察中的表现使得东林党的美名传遍天下，东林党得到了大地主、大官僚阶层中的忧国忧民之士和中小地主官僚、寒门士子的一致支持。
这种情况下，东林党在癸巳京察后的万历二十二年就已经崛起成了朝廷上的多数派，为了遏制东林党的崛起，大地主、大官僚阶层推出了宣、昆、齐、楚、浙五党。
此后，居于深宫的明神宗为了保证自己大权在握，不断利用齐、楚、浙等五党与东林党的斗争使他们相互制衡，同时为了防止他们中的任何一派一家独大，明神宗多用五党官吏为内阁辅臣、多用东林党官吏为六部尚书。
明神宗的做法令东林党人深刻的认识到想在万历年间掌控朝政几乎不可能，所以东林党人将掌控朝政的希望寄托在了储君朱常洛身上。
万历四十八年，明神宗驾崩，明光宗朱常洛继位，东林党人终于全面掌控了朝政，明光宗驾崩后，东林党人杨涟又在朱由校继位后借助移宫案巩固了东林党对朝政的掌控。这种情况下，东林党人甄淑提出了摊丁入亩的建议。
东林党对朝政的掌控和摊丁入亩的建议引发了大地主、大官僚阶层的强烈不满，所以齐、楚、浙等五党全部投向魏忠贤并借助魏忠贤打击东林党。
在魏忠贤的打击下，以杨涟、左光斗等人为核心的东林党奄奄一息，虽然崇祯帝登基后再度重用东林党主掌朝政，但是由于崇祯帝对投向魏忠贤的齐、楚、浙等五党打击太重，使得五党成为了过街老鼠，导致大量趋炎附势的小人和大地主、大官僚阶层在朝中的利益代言人摇身一变成为了东林党人。这种情况下，大官僚地主出身的钱谦益成为了东林党的核心人物之一。
以钱谦益成为东林党的核心人物为标志，东林党蜕化成了大地主、大官僚阶层利益的代言人，坚守东林党政治主张的史可法等人不断受到排挤、远离中枢。
通过东林党从提出政治主张到钱谦益成为核心人物的整个过程，结合李文良先生指出的政党本质中“特定阶层利益的集中代表者”、“具有明确的政治主张”、“为夺取、影响和巩固政府主导权而开展活动”等几个要点，完全可以将东林党被魏忠贤打击视为东林党的分水岭。
政党本质上是特定阶层利益的集中代表者，是由特定阶层中以部分最积极的分子组成的，具有明确的政治主张，为夺取、影响和巩固政府主导权而开展活动的政治组织。——李文良
在被魏忠贤打击之前，东林党的一系列行为比托利党、辉格党更像是政党，在被魏忠贤打击之后，大地主和大官僚阶层利益的代言人成为了东林党的核心、趋炎附势的小人成为了东林党内的主流，东林党完全蜕化成了朋党。如此一来，东林党也就拥有了政党和朋党的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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