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运动时，曾国藩组建湘军，力挽狂澜，经过多年鏖战后攻灭太平天国。此时的曾国藩手握重兵，他直接指挥的部队，包括曾国荃的五万嫡系，一共达十二万人，并且配备了当时先进的火炮。太平军一灭，这支汉人队伍就成了满清王朝最大的威胁，所以慈禧对湘军疑惧之心大增。

　　1864年7月19日，随着曾国藩、曾国荃率领的湘军攻陷天京，太平天国宣告灭亡。太平天国灭亡后，曾国藩的湘军立即成为朝廷的心腹之患。一方面，曾国藩手里的湘军多达10余万，不接受朝廷节制，只听曾国藩一人命令，是从来未有的现象。

　　另一方面，部分湘军纪律败坏，在天京烧杀抢掠;特别是鲍超回四川养病时，他所率领的霆军被朝廷调集西征途中发生哗变，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对于朝廷的担忧，曾国藩心知肚明，他多次表示要将湘军裁撤，只是因为军饷等问题没有解决，暂时没有动手。怎么办呢?慈禧太后为了逼迫曾国藩主动裁军，使出了三个办法。

　　一是派遣湖广总督官文出马。

　　官文是满洲正白旗人，早年在道光皇帝身边做过蓝翎侍卫，后来历任荆州将军、湖广总督等职。官文是一介粗人，不懂处理政事，做什么事靠家奴出主意，因此人们笑称湖广总督府有三大：“妾大、门丁大、庖人大。”

　　官文是满洲贵族出身，历来就瞧不起汉人，当他看到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人不断升迁时，心里很不是滋味。胡林翼担任湖北巡抚时，他就进行掣肘。好在胡林翼会做事，处处让着他，有事自己做，有功全部推给他，又搞起了裙带关系，这才得以维持督抚相安的局面。

　　官文派人潜入湘军吉字营，偷出花名册，抄了几百个士兵的名字，然后找到曾国藩，将这些人诬陷为哥老会成员。曾国藩不知就里，表示要严加审讯，依法惩办这些士兵。官文却告诉他，此事传出去后，势必对曾国藩以及湘军不利。不如趁裁军之机，悄无声息地将这些士兵散去。曾国藩何等聪明的人，他立即就明白了官文的意思。

　　二是派江西巡抚沈葆桢出马。

　　沈葆桢是一代名臣林则徐的女婿，曾经率部击败过太平天国名将石达开，名动官场。说起来，曾国藩还是沈葆桢的伯乐。1859年，曾国藩欣赏沈葆桢的才华，邀请他出山，推荐为江西巡抚。不过，沈葆桢似乎并不买曾国藩的账。他到江西后，多次扣发湘军的粮饷，把曾国藩气得吹胡子瞪眼。

　　沈葆桢是怎么做的呢?他派人来到九江，精确地拦截了一艘船只。这艘船只的主人是曾国藩部将萧孚泗。1864年，湘军攻陷天京时，萧孚泗因擒获李秀成、洪仁达，赐封一等男爵，赐双眼花翎。不久，萧孚泗因父亲去世，丁忧回乡。他在回乡时，携带了在天京抢劫的金银财宝，以及在江南购买的3名美貌女子，乘船回乡，没想到被沈葆桢给扣留了。

　　萧孚泗事发，不但让他自己岌岌可危，还让曾国藩陷入困境。当初，曾国藩奏报朝廷，称天京没有财物，“克复老巢，而全无财货，实出微臣意计之外，亦为从来罕闻之事。”真是这样的话，萧孚泗船上的大量金银财宝从哪里来?

　　三是派僧格林沁亲王出马。

　　僧格林沁亲王是蒙古贵族，深得道光皇帝、咸丰皇帝器重，掌握了一支蒙古铁骑，拱卫京师一带的安全。僧格林沁亲王自视甚高，连八旗、绿营都不入他的法眼，更别说曾国藩率领的区区团练。没想到，正是他看不上的湘军，攻破了天京，抢得了第一份功劳。所以，僧格林沁亲王对曾国藩犹如眼中钉一般，欲清除而后快。

　　僧格林沁亲王以进剿捻军之名，挥师南下，驻扎在滁州、泗州一带，加上驻镇江的冯子材、驻和州的德兴阿、驻扬州的富明阿、驻武昌的官文，对湘军形成包抄之势。如果曾国藩有风吹草动，立即合围聚歼。

　　这3个办法，有明有暗，但用意十分明显，就是逼迫曾国藩尽快裁军。当然，在使出这3个办法的同时，慈禧太后又怀柔了一把，没有追究萧孚泗的责任。她在上谕中说：“前福建陆路提督男爵萧孚泗，系攻克江宁首功大员，此次因父逝回籍奔丧，顺带节字营官勇历次所获战利品，系出自袍泽之谊;既在江宁娶妾，自应带回原籍奔丧，亦在情理之中。着毋庸追究，俾该前提督一行回籍成礼。江西巡抚沈葆桢办事秉公，执法严谨，其节可风，着交部优叙。”

　　慈禧太后放过了萧孚泗，表扬了沈葆桢，又将处理结果迅速通知曾国藩。这让曾国藩对慈禧太后做法深感不满的同时，又身怀感激。不久，曾国藩就给湘军吉字营、老湘营、果字营、霆军、正字营以及长江水师、宁国水师、太湖水师、淮扬水师统领们下达了裁军的命令。1865年12月底，裁军任务全部完成。曾经拥有15万水陆两支大军的湘军，裁撤得只剩下1万人。

　　曾国藩裁军的真正原因主要有三点

　　第一，裁军是常例，每一次大战后，湘军都有裁掉部分兵勇的做法。

　　第二，是九弟曾国荃“任性”所为。早在金陵大战正酣之际的，老九便向阿兄提出一旦金陵城破，吉字营全数裁撤，但遭到了阿兄曾国藩的反对：金陵果克，弟之部曲断不能全数遣散。一则江西是管辖之境，湖南是桑梓之邦，必派劲旅防御保全。二则四五万人同时遣散，必无许多银钱。而坐轿者愿息，抬轿者不肯，其中又有许多人情物理层次曲折。勇退是吾兄弟一定之理，而退之中次序不可凌乱，痕迹不可太露。

　　从曾国藩的话里，可以看到，一是吉字营不能全撤，湘军还有用武之地;二是裁军费用一时难以筹措;三是“坐轿者愿息，抬轿者不肯”，也就是湘军将士不情愿。曾国藩肯定了老九功成身退的心志，但又担心退得太快，反而引起各方猜忌。这从一个反面否定了曾国藩裁撤湘军是为了自保的观点。

　　曾国藩迫于老九急退的想法，同治三年十二月最终同意将吉字营最后的二十八营于次年夏秋间全部裁撤，吉字营的名号不复存在。老九之所以这么决绝，重要原因是对战争、对官场产生了厌倦心理，打下南京后受到清廷的严词苛责，只是一个助推器。平心而论，老九攻克南京，因疏忽导致太平军忠王李秀成保护幼主逃出城去，理应受到问责。而根据清朝的问责制度，罚俸、降级、革职，都没有，仅在谕旨中严词指责，算不上真正的问责，只是一个警告处分而已。

　　三是出于节饷减税的考虑。

　　湘军本来不是朝廷正规军队，只能称勇，没有正常渠道的经费，全靠临时募集。特别是刚开始时，不得己朝廷募捐和摊派。后来，虽然朝廷也出面组织一些军饷，但对于湘军也只能稍解一时之急。整个作战期间，几乎没有哪年是不欠饷的。办法也想尽了，开厘局、倡捐输，收盐税，拔丁银，提关税，结果动用了所有的关系网，还是摆脱不了捉襟见肘的尴尬境地。

　　这样一来无疑增加了巨大的税收。像湖南本来也是一个地痟民穷的地区，财赋不足，供给有限，然而，湖南支持东南大局，筹兵筹饷历久不懈，各军支用饷糈皆取之湖南，至于府库几乎名存实亡。曾国藩开厘局、设关卡，奏请广东、江西等地输送厘金等做法，理所当然地要受到地方官员的抵制。

　　曾国藩认为，如今打下南京，大祸根除，不裁湘军，再从这些地方要饷恐怕更难了。于是才有了“裁汰兵员，腾出有用之饷，以供最急之需”之举。而且战乱初平，淘汰一些士兵，回家耕种，卖剑买牛，也可以促进农业生产。所以裁撤湘军本来就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如果真有野史传说中所说的那些想像的因素在的话，那就不止是一举两得，而是一举多得了。既可以减轻对人民的剥削，撤厘之后更能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商业贸易的发展，又可以有利于农业生产，社会稳定。

　　当然，曾国藩企图裁撤湘军的同时撤厘的愿望并没有实现，减税的想法并没有获得朝廷批准，各地厘金依然照常征收，以应对各地用兵的需要。事实上，曾国藩如果不裁撤湘军，清廷也不会担心他有什么不良企图，毕竟西北、西南都需要用兵，后来奔走于这些地方的都是湘军。

　　手握雄兵，为何曾国藩甘愿主动裁军而拒绝称帝?

　　首先，当时的形势并不利于曾国藩造反。自清廷趁着明朝内乱入主中原之后，历代统治者对汉族士大夫相当的防范。无论是军队指挥权，还是朝廷中重要岗位人员安排，均能看出些蛛丝马迹。到太平军起义后，虽然清廷无力对抗太平军而默许汉族士大夫帮助平叛，但防范之心依然很强。远的不说，就是曾国藩在咸丰四年帮助清廷收复武汉，咸丰帝大喜的同时不忘给曾国藩加官，让他代理湖北巡抚。但仅仅七天的时间，咸丰帝收回来此任命，转而扔给他一个没有多大意义的兵部侍郎的衔。

　　后来天京被攻克后，清廷不仅举朝称贺，反而不断的网络各种理由来削弱曾国藩的功劳。此外，清廷还忙着不断向天京外围部署大量满蒙军力，特别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被部署到中原腹地。按理说天京的覆灭标志着天下重归太平，但清廷却给人一种国家要灭亡的紧张局势。明眼人都知道清朝担心正是刚刚建立大功的湘军，害怕他们闹事。当然曾国藩也知道自己掌握的30万雄兵，仅仅有12万是自己嫡系部队，而另外的两个巨头李鸿章和左宗棠的态度就不好说了，更何况自己的士兵也是归乡似箭

　　其次，曾国藩在起兵之初就打出“保卫儒教”和“忠君爱国”旗号。因此很多人能加入他的队伍，很大程度上是冲着他树立的旗帜去的。而一旦决心称帝，意味着他在打自己的脸，而他的团队也失去了原有的价值而非常容易被打散。当然曾国藩经过苦心经营才被平定的天下，又要被自己大乱，自己的心血化为泡影是他不愿意看到的。

　　面对人生中的又一个重要抉择，曾国藩经过了深思之后，将功劳推给别人，甚至主动上书要求裁减湘军。当清廷看到曾国藩自断臂膀之后，才算松了一口气，曾国藩也平安的逃过了死神的魔爪，而当时的中国老百姓也少经历了一次动乱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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