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学指的是以《庄子》一书为代表的的庄子学派，本文提到的汉晋庄学复兴是相对秦至汉末这一时期的庄学发展而言的。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时代，庄子作为百家之一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庄子·天下》和《荀子·解蔽》都将其视为独立学派，可见庄子学派在当时受到人们的追捧程度。
但此后庄学一度沉寂下来，直到东汉后期才渐有声响并兴盛起来，魏晋之时的发展更是达到巅峰状态。汉晋时期庄学是如何复兴的?又为什么一度鼎盛?下面趣历史小编为大家带来详细的文章介绍。
一、第一阶段——西汉至东汉前期
西汉至东汉前期，庄学逐渐沉寂下来，渐渐变为老子学说的附属，有学者把这段时间庄学的发展状态概括为潜伏期是非常有道理的。此期《庄子》的传播和接受受到极大的局限，上至皇帝下至平民都不见此书，最为博学的知识阶级也甚少关注到《庄子》，当时的学者如贾谊、司马迁等人，他们将目光转向庄子也都是在经历特殊的人生际遇以后。
知识分子都很少关注、研究庄子，庄子学说就更难传播了。有研究者认为淮南王召集门客编纂而成的《淮南子第一次将老庄并称、司马迁的《史记》首次为庄子立传都标志着庄子地位的提高。但其实这种提高是与西汉前期人们对装子弹额接受程度而言的，如果相比先秦时期，将老庄并称实际上削弱了庄子的独立性。
这一时期的庄学几乎都在老子学说之下，《淮南子》虽然将老庄并称，但他重点关注的还是祸福、利害、得失转化等，实际上体现的是老子的主要思想。在《史记》中，庄子的个人传也只是附于老子之后，司马迁还认为庄子的思想实际上能归并在老子的学说里，可见当时人们没有认识到庄子思想的独立价值。
总而言之，这段时期的庄学没有被充分认识和开发，主要原因在于这一时期的社会秩序较为稳定，士大夫遵循着学而优则仕的原则，总体上对社会的统治秩序是认同的，因此他们没有时间顾及其他的事。
此外，汉代统一天下后最要紧的任务是如何维护统治，当时流传的黄老思想、儒家礼制、法家法治都可以作为君王统治术的选择。儒、法都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统治者的需要，两者的结合最终构成我国古代历史上统治者行政的思想基础，但提倡“无为”的黄老思想却是与统治者的需要背道而驰的。
君王总是要千方百计维护统治，加强中央集权，《庄子》讲的则是个人如何获得解脱，在政治上“无为而治”，这显然不会被国君提倡。另一方面，此期的知识分子仍是忠于现实者，一心求仕，希望通过知识获得官阶，讲究顺其自然的庄学自然不会成为他们的读物。
二、第二阶段——东汉中后期
东汉中后期庄学出现兴起的势头，主要表现在当时的人引用庄子增多。许多著名学者都认为庄学是在魏晋时期突然兴起的，如李建中、闻一多等，但实际上，庄子在东汉中后期已经开始出现复兴的苗头了。
在我看来，历史事件不会是突发的，每件事的发生、每个人的行为都有其根源所在。在看待历史变化、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时，我们都应当充分发挥司马迁寻根问底的实录精神，寻找事情发生的原因，这样才能更充分地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东汉中后期，《后汉书·章帝纪》、《后汉书·崔骃列传》、《后汉书·周盘列传》、《后汉书·马融列传》等都出现《庄子》中的内容，或引用或典故。与汉朝前期相比，东汉时期受到《庄子》影响的人明显增多。从《后汉书》的相关内容可以看出当时受到庄子影响的人涵盖社会各个阶层，作者引用《庄子》的目的也多种多样，如律己待人、安邦治国或讲述道理告诫世人等等。
由此可见，到了东汉中后期，《庄子》的影响范围逐渐扩大，指向性渐强，渗入社会生活的程度也更深了。不过这段时间对于庄子的接受基本上只是出于志趣，没有成为社会风气，在知识分子界也还只是“旁门左道”。这一时期的庄学也多与道教仙学、养生学相连，尚未达到独当一面的程度。
三、第三阶段——魏晋时期
在魏晋时期，庄学真正开始复兴，原本人们所称的“老庄”渐渐变为“庄老”。正始年间，《庄子》的地位可谓翻天覆地。如果将先秦时期庄子的流行比作“随风潜入夜”，那到了正始时期，《庄子》可谓“忽如一夜春风来”，《晋书》中记载的460多位文人的传记中，有56人都与庄子有关。
相对前代来说，这一时期庄子发生最大的变化就是不再是道教、老子学说的附庸，这段时间的文献资料中谈及老子的庄子的学说时也多将庄子列于老子之前。如《晋书》中的《王济传》：“善《易》及《庄》《老》”，此外《山涛传》、《庚峻传》中也将《庄》列于《老》之前。
《庄子》这一时期几乎成为清谈学家的灵感源泉，甚至到了不学庄子都无话可谈的地步。《庄子》与当时的士人风气也相互契合，谈论注解《庄子》的著作数十家。老庄思想成为社会主流后必然会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影响，《庄子》不仅作为书本融入生活，更有许多画家为庄子作画。
四、汉晋庄学复兴的原因
很多学者认为《庄子》的风行是因为战乱频繁，那乱世之中是否所有人都会选择接受庄子思想呢?在乱世中著书立说的人很多，为什么人们会倾向于《庄子》?要弄清楚这些问题最重要的是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对士人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庄子精神是如何与他们的日常生活互相契合的。
庄子思想实际上能够让魏晋士人缓解对前途命运的忧虑，也会满足他们确定独立人格的需求。士人在对自身进行定位时，往往认为自己是道与义的化身，并相信知识的力量能够让他们成为皇帝的老师。这种认知是天生的，仿佛是一种使命，于是知识权力与政治权力总会摩擦出若隐若现的矛盾。
汉初之时社会大繁荣让文人士子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士子情怀，从他们洋洋洒洒的赋作中可见一斑，但繁荣的背后总有黑暗的积累。“无为”的政策导致统治阶级的权力分散，地方势力逐渐增强，甚至威胁皇权。汉景帝当然不能容忍，于是便有了一系列削藩等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
武帝时虽有“独尊儒术”的措举，但武帝并非是为了尊重知识分子、规范学术，而是为了统一思想，便于更好地巩固统治，知识分子只是政治工具。对当时的士人来说，成就理想基本上只靠时机和运气，他们一方面赞扬盛世，一方面感叹人生无常，但此时的抱怨只是少数声音，总体来说处于平衡状态。
然而，王莽的专权改制导致这种平衡被打破，使士人开始出现分化。王莽专权以前，知识分子与政治之间能够平衡主要是因为士人能够通过只是实现依附皇权、实现理想的人生抱负，然而王莽的改制却篡改了人们关于忠义的行为准则，使士人内部出现裂痕，人心惶惶。
士人中一部分为了名节不再以皇权为追求，开始处于游离状态，作出选择的他们需要理论的支持，于是便转向最为合适的老庄。东汉前期选择归心老庄的人还是少数，老庄思想的气候还未成型，依托儒家寻求入仕之路还没有因为王莽的窜政被截断。
直到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士人已澄清天下为己任，对自己的使命有强烈的认识。他们希望能通过自己的积极抗争参与时政，依靠舆论的力量与当时的黑暗势力抗衡，他们不断形成“三君”、“八顾”等名号不仅是对身份的认同，更希望通过群体与当政势力对抗。
然而这种抗争的结果遭到的打击让士人的热情消失，陷入到对现实的绝望之中。两次党锢之祸让他们认识到权势力量的强大和自己的渺小，抗争是徒劳无功的，只会枉送身家性命。但是不在抗争也不意味着士人们会对现实妥协，他们转为一种离弃的方式表达对现实的不满，于是隐逸之风盛极一时。
群体反抗无效，士人们转向个体的反抗，群体批判转向个人对政权的疏离，疏离也是一种否定。他们自然而然走向老庄，将老庄更广袤无垠的宇宙观作为参照物反观自身，在隐逸优游的生活中寻找答案。此期的庄学呈蔓延之势，成为士人精神世界的一部分，同时士人也开始反思、抛弃原有的社会秩序，追求独立的人格。他们在追求个性解放、追求自由的过程中重新确立人生价值和人格建构的方向。
结语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儒学很长时间被视为正统，唐代以后更是成为科举考试的科目。虽说儒学曾遭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害，但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几乎是刻在古人思想里的正道。与儒学相比，庄学的发展更为曲折，它不像儒家道统那样“正”，但观中国古代历史就可以发现庄学带给人们的精神慰藉，社会动荡、理想失落之时总有许多士人走向老庄。从庄学的沉寂和复兴中，我们不仅能体会到士人的心灵变化，更能窥见当时的社会风貌，了解历史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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