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发生过的大变革都是什么?有何影响
2021-07-28 13:59:02 闵子 曹伯阳 曹武公 荆轲 孔子

  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是百家争鸣、人才辈出、学术风气活跃的时代。趣历史小编为大家带来相关内容,感兴趣的小伙伴快来看看吧。

  在竞争中能够存活下来的诸侯眼里,没有什么“祖宗成法不可变”,没有什么“效仿古代圣人”,更没有君王相信“三代垂拱而治”,一切都围绕着“变发图存”四个字进行。

  在这一“求变”的过程中,当固有的军事理念、战法等慢慢不再适应形势、不能克敌制胜时,先轸、魏舒、孙膑赵武灵王先后掀起了四次重大军事变革,对后世军事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其中三晋地区竟然独占三次。

  01:“崇礼”转向“诡诈”

  在中国战争史上,有一件如今看来是闹剧、当时看来正常的战争,就是泓水之战,典故“宋襄之仁”就源于这一战。楚军渡河时,宋襄公不肯半渡而击;楚军过河整军时,宋襄公等待楚军布阵;宋襄公以为双方致礼时,结果楚军一冲而上,宋军大败,宋襄公还被射伤了大腿。于是,宋襄公就成了迂腐的代表,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然而,脱离时代谈历史是耍流氓,以春秋中期时代的氛围来看,宋襄公真的做错了吗?事实上,宋襄公并没有做错,因为西周到春秋时期,一切都以周礼为标准,包括军事战争在内,两军堂堂正正摆下阵势,然后堂堂正正的交战,输赢各自服气,截粮道、突袭战、偷袭战、围点打援、诱敌深入之类都会遭到时人鄙视。宋襄公大败之后,不少人埋怨他时,宋襄公教训说:“一个有仁德之心的君子,作战时不攻击已经受伤的敌人,同时也不攻打头发已经斑白的老年人。尤其是古人每当作战时,并不靠关塞险阻取胜,寡人的宋国虽然就要灭亡了,仍然不忍心去攻打没有布好阵的敌人。”以后世眼光来看,宋襄公愚不可及,但以春秋眼光来看,宋襄公这是尊重周礼,遵守游戏规则,楚国蛮夷乱来,胜之不武。

  泓水之战后不久,最有名的战争是城濮之战,掀开晋楚争霸的序幕,更开了“诡诈”用兵的先河。城濮之战中,晋军统帅先轸一改自古以来固定僵化的战争模式,创造了战场机动用兵,集中兵力打击敌人的先例,开创了避强击弱、佯退诱敌、各个击破的诡诈战法,比如战场中晋国上军将狐毛竖旗佯装后退,下军将用车拖曳树枝,扬起尘土,伪造出撤退的假象,引诱楚左军攻击,结果先轸突然调动中军、上军前后合击楚左军等。城濮之战中的晋军战术,如今看来稀松平常,但在“崇礼”的当时来看却非常诡诈。城濮之战后,晋秦爆发殽之战,这是一场晋军伏击秦军的战争,与春秋时代堂堂正正的战法格格不入,这是更进一步的兵行诡诈。在随后的100多年内,诡诈思想极其兴盛,后来孙武在《孙子兵法》中将之提炼为“兵者,诡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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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礼”转向“诡诈”,这是中国战争史上的一次里程碑式的改变,由彬彬有礼的战争,变为不择手段的战争。

  02:“车战”走向“步战”

  春秋时期,衡量一国实力的标志是兵车,文献记载的“万乘之国”、“千乘之国”、“百乘之国”,兵车越多代表国力越强,驾乘战车作战成为这一时期战争的基本特征,战车是春秋战争的核心与主力。战国时期,虽然还有文献以“万乘之国”形容秦国等,战车也没有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但总体是为以步兵为主,战争方式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那么,从车战到步战的巨大革新,到底是如何出现的呢?

  公元前714年,郑庄公攻打山戎时感叹:“彼徒我车,惧其侵轶我也。”大概意思是,北戎是步兵,我们是车兵,他们很容易突然靠近而袭击我们啊!这让郑庄公忧心不已。郑抗北戎之战中,郑庄公将兵力一分为三,采用佯败诱敌之计,然后击败了山戎。虽然赢了,但山戎纯步兵的战法刺激了郑庄公,尤其在崎岖之地兵车机动性很差,面对纯步兵时极其危险,于是之后创造出了“鱼丽之阵”,即将步兵环绕战车进行疏散配置的一种阵法,尽量发挥步兵的作用,以战车冲阵,步兵环绕战车疏散队形,弥补战车的缝隙,有效地杀伤敌人。

  “鱼丽之阵”兼顾了机动性、防御性与杀伤性,是兵车作战史上的一次重要革新,但在狭窄崎岖之地,“鱼丽之阵”还是不能解决兵车机动性差的缺陷,于是春秋晚期的晋国魏舒开启了一项重要军事改革,这就是魏舒方阵(见下图)。

  公元前541年,晋国上军将荀吴与上军佐魏舒攻打山戎等,双方在大原(今山西太原西南)相遇。山戎是步兵,晋国是车兵,但大原位于太行山区,山峦重叠,道路崎岖,地形险狭,环境明显更利于山戎作战方式。魏舒分析了敌我情况,认为“彼徒我车,所遇又厄,以什共车必克。困诸厄,又克。请皆卒,自我始”,于是就“毁车以为行,五乘为三伍”,抛弃车子,让车兵下车编队作战,也就是说组成步兵阵型与山戎交战,史称“魏舒方阵”。结果,魏舒大败山戎,取得了大原之战的胜利。

  大原之战的胜利,《左传》总结的原因是“崇卒也”,就是崇尚步兵。大原之战与魏舒方阵,标志着中国战争方式从“车战”向“步战”的主流作战方式的根本转变,是车、步转变的划时代的标帜,之后步兵逐渐成为战争头号兵种。魏舒发现步兵方阵的威力,也为之后魏国魏武卒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03:孙膑带来的军事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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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以来,孙膑给人留下的印象是谋略惊人,田忌赛马、围魏救赵、增兵减灶等计谋脍炙人口,但鲜为人知的是孙膑还带来一个战术革新,这就是箭阵、弩阵的运用。

  弓箭是一种古老的远程武器,甲骨文中的“晋”、“夷”、“羿”等字就与弓箭息息相关。春秋时期,人们普遍重视弓弩,当时一辆兵车上配有三名甲士,按左﹑中﹑右排列,左方甲士持弓、主射,是一车之长,称“车左”(又名甲首);右方甲士执戈矛,并有为战车排除障碍之责,称“车右”(又名参乘);居中的是驾驭战车的御者。兵车是春秋时战争的核心,而弓手是一车之长,可见春秋时期人们对弓弩的重视。战国时期,《战国策·韩策一》记载:“天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溪子、少府、时力、距来,皆射六百步外。”战国时期,韩国制造的强弓劲弩,射程高达六百步之外,可见当时中国弓弩技术之先进,制造之发达。

  但在孙膑之前,人们似乎没有意识到弓弩可以集中使用,形成一种庞大的密集的可怕的箭阵杀伤力。孙膑时期,魏国以重步兵“魏武卒”横行天下,压制秦国、齐国、楚国而成为战国第一强,面对魏武卒横行无忌,孙膑破阵的最重要手段就是箭阵。

  《荀子·议兵篇》记载:“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对比现代,魏武卒几乎都是现代特种兵的选拔标准,可见其战斗力,寻常精锐与之正面交锋,几乎不可能有胜算。但在马陵之战中,孙膑使用计谋,一步步吸引庞涓与魏武卒踏进埋伏圈,然后是“令齐军善射者万弩,夹道而伏,期曰‘暮见火举而俱发’”,使用“万弩俱发”一举打败魏国,也将齐国推上了关东六国第一强的位置。

  孙膑之后,这一战术被秦国完美继承,在秦国一统六国过程中,箭阵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有人讨论如果亚历山大东征到中国,战国七雄能否打败亚历山大方阵?其实,亚历山大方阵不管如何机动灵活、防御力如何,但总归是一个移动缓慢的步兵方阵,近战能比得过魏武卒吗,能逃得过“万弩俱发”的箭阵远程杀伤?

  04: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赵国脱胎于晋国赵氏家族,东连齐燕,西接秦国,南临魏国,北方接壤东胡、匈奴、楼烦、林胡等,可以说周边强敌环伺。赵武灵王刚继位时,赵国正处在国势衰落时期,在与秦齐魏等大国战争中,赵国连吃败仗,损兵折将,不得不忍辱割地,甚至中山、林胡、楼烦也连年向赵发动军事掠夺,赵国几乎没有还击之力,眼看着被别国兼并,赵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之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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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武灵王发现胡人在军事服饰方面有一些特别的长处:首先,穿窄袖短袄,生活起居和狩猎作战都比较方便;其次,作战时用骑兵、弓箭,与中原的兵车、长矛相比,具有更大的灵活机动性。他对手下说:“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来如飞鸟,去如绝弦,是当今之快速反应部队,带着这样的部队驰骋疆场哪有不取胜的道理。”于是,赵武灵王说“吾国西有楼烦、秦、韩之边,而无骑射之备,吾欲变服骑射以备燕、参胡(林胡)、楼烦。”决心改革军队,向林胡、楼烦学习,推行“胡服”、教练“骑射”。

  胡服骑射之后,赵国实力急速上升,灭掉被誉为“战国第八强的中山国”,一跃成为傲视群雄的东方强国,乃至干涉秦国内政,迫使当时的宣太后(就是芈月)任赵国人楼缓为丞相。有学者认为,赵国当时已有一统天下之实力,若非赵国内乱,赵武灵王被活活饿死,可能最后一统华夏的是赵国。

  从军事上来看,胡服骑射的影响毋庸多说,是我国古代军事史上的一次大变革,促使了骑技和骑射技能的发展,促使了华夏骑兵战术的进步。但更重要的是,在尊王攘夷、华夏第一、胡人是异类的时代氛围下,赵武灵王冲破守旧势力的阻挠,坚决实行向夷狄学习的国策,表现了作为古代社会改革家的魄力和胆识,对后世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给了后人向蛮夷学习的勇气与榜样,因此近代梁启超认为赵武灵王是自商、周以来四千余年中的第一伟人。

  笔者认为,先轸、魏舒、孙膑、赵武灵王的求变求新,取得了巨大的军事成就,可谓是变一次强一国,至少产生一位区域霸主,这是毋庸多说的伟大,注定要刻在历史的光荣柱上,但更伟大的地方在于,他们的求新求变,再一次验证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思想,无论对国家还是个人都具有现实的意义,时刻告诫我们不能固步自封,在绝境中要有“变”的智慧与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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