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婚恋中，“门当户对”是相当重要的思想，这四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曾让唐代权贵们冒着忤逆皇命的风险。唐朝时期，为了追求“门当户对”，不少权贵都婉拒与皇族结亲，反倒不远万里地与“山东士族”攀亲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一、唐代士族择婿观念
“门当户对”四字本身其实是很好理解的。早在南北朝时，随着士族门阀政治地位的显著上升，乃至左右朝政，人们在嫁娶之事上也自然地重视起家世门第，尽力追求双方家世的相当。梁武帝时，南豫州刺史候景想求娶豪门王氏或谢氏之女，结果梁武帝因为侯景家世远不如王谢而亲自出面劝侯景打消这不切实际的念头。
待到唐代，一部分士族，即所谓的“旧士族”，作为南北朝士族门阀的延续，自然也继承了重视门第的择婿观。声明在外的琅琊王氏、颜氏、兰陵萧氏、吴郡陆氏、吴兴姚氏、清河房氏、京兆韦氏、陇西李氏、敦煌令狐氏等豪门都算是唐代的旧士族，亦皆在择婿之事上“不计官品而尚阀阅”。此外，旧士族还会考虑结亲的对方是否也属于旧士族(山东士族甚至提倡山东“内部消化”)。因为在唐代还存在一批的“新士族”。
所谓“新士族”，一些学者定义为“系指新进士族、新进士族之后裔、番族等。换言之，士族阶层中除去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旧族以外，盖称唐代新族。”换句话说，唐代豪门不是传承数百年的旧士族，大多就是新近崛起的新士族。而虽然未经长久积累，受位高权重的旧士族影响，许多新士族的择婿观还是深受门阀观念的影响。且为了尽快扩大自己的权势，缩小与旧士族的差距，许多新士族还倾向于直接与旧士族结为姻亲。如此，唐代，尤其是唐代前中期，豪门权贵们的婚姻就呈现出一种奇妙的现象：士族纷纷求娶“山东士族”，而不愿与皇族结亲。
二、唐代婚恋市场上“抢手”的山东士族
唐人眼中的“山东士族”，粗略说来就是郡望在山东一带的旧士族，详细说来是指山东的崔、卢、李、郑、王这五姓七族。唐初朝中红人魏征、房玄龄等都与这山东五姓是姻亲，而唐高宗时出身河东薛氏的宰相薛元超还因为没娶到山东的五姓之女而捶胸顿足。旧士族京兆韦氏，虽然在天子脚下享受着其他士族难以比拟的荣耀，但依旧婉拒了与皇族的不少婚姻，而与山东士族结成多达126次婚姻。其中的71例都是与山东五姓这五大豪门。
士族如此向往山东五姓，一方面是这些士族有着不低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一方面是他们“仍持累世家学与门风而保有社会地位之贵”。在唐初，新士族因功而崛起，其实也有着不低的政治地位，譬如房玄龄、魏征等都是一代名臣。因而真正吸引士族与山东士族结为姻亲的，是人们没法在短时间内获得的门风与社会地位。事实上，直到唐代末期，即便旧士族们因为时局的变动而多有衰微，但他们依旧因为传统的社会地位而稳坐“婚恋”之市场热门。
三、唐代士族择婿的其他特点
纵观整个唐代，士族们在婚姻一事上除了考虑郡望门第，还会参考对方的个人品行，以及其他一些现实条件。魏征的侄女魏氏之所以会嫁给山东王氏的王义方，亦因为魏征欣赏王义方的孝顺与博学。出身清河房氏的房鹿娘嫁给了来自范阳卢氏的卢翊，还因为双方父亲房颖叔和卢献是多年好友，双方知根知底。
而据《新唐书·列女传》记载，出身萧氏的萧家女郎在年仅十六时曾失去双亲。彼时求娶她的人很多。但为归葬父母，萧氏提出谁能帮助自己回乡安葬好父母，自己就嫁给谁的条件。因而萧氏最后才嫁给了出身平平但心地善良的小官杨含。
可说到底，无论人们还关注其他什么要素，至少在唐代前中期，唐代士族的婚姻始终还是以与山东士族结亲为上。唐太宗时，因不满山东士族自衿门第和在婚恋市场的热门，太宗曾明令王妃和驸马都不能出自山东士族。但魏征和房玄龄等与山东士族的姻亲关系也说明了彼时情况就已不为皇帝所控制。而到了唐文宗时期，皇帝除了无力感慨：“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也没有其他帮助皇族子女“战胜”山东士族的办法。在婚恋市场上，皇族竟不如山东士族，便这么成为了真实的唐代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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