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历时长达八年之久，是唐朝经历的一场巨大浩劫，大唐王朝在这之后便由盛转衰。而安禄山这个头号的叛贼，则是唐玄宗姑息养奸，一手培养起来的。下面趣历史小编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相关内容。
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初九，安禄山在范阳悍然起兵。面对各地奏报，玄宗竟然毫不相信，直到十一月十五，各方面的情报汇集到了一起，玄宗才信以为真。
当天，玄宗就召见了宰相杨国忠，面对皇帝的询问，这个奸相的回答令人瞠目结舌，他笑着说：“现在只是安禄山相反，三军左右皆不想反，十天之内他就会被斩杀，不如陛下发兵讨伐他，以大义讨伐暴逆，定可兵不血刃!”
真不知道杨国忠哪来这么大的信心，他以为安禄山的十五万渔阳突骑是来开玩笑的吗!仅仅晓以大义就能兵不血刃，如果他们晓得大义，还会造反?
然而，杨国忠的一番胡诌竟使玄宗十分赞同，只是派出了金吾将军程千里赴河东、特进毕思琛赴洛阳募兵，以抵御叛军。这样简单的安排，耽误了大范围战备动员的宝贵时间。
不但杨国忠是这样荒谬的看法，就连前线的大将也是如此。第二日，玄宗又召见了在长安述职的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封常清与高仙芝合称大唐的“帝国双璧”，常年征战中亚，横扫西域无对手，作战经验十分丰富。
对着封常清，玄宗情不自禁地大骂安禄山是头忘恩负义的白眼狼，看着陛下忧愁的样子。封常清将胸脯拍得震天响：“臣请走马赴东京，开府库，募骁勇，挑马棰渡河，计日取逆胡之首悬于阙下。”(《旧唐书·封常清传》)玄宗大喜，立即派封常清前往洛阳募兵，与叛军决战。
杨国忠一个文臣，夸夸海口也就罢了，封常清这么个久经沙场的老将，却也牛皮吹得震天响。这一下，玄宗更加安心，没能对反贼给予应有的重视。
其实此时的安禄山，实力绝对不容小觑，为了叛乱，他已经准备了十余年。有二十余万野战机动部队，地方还有很多团练兵。而且早在天宝五载，安禄山就修建了雄武城，囤积了大量粮草、马匹与兵器。
其后，他又吞并了突厥西部叶护阿布思麾下，威名赫赫的同罗铁骑。多年来还秘密收养了八千多名契丹、奚等少数民族的战俘与壮士，组成亲兵卫队，号称“曳落河”。
还笼络了高尚、严庄、史思明、蔡希德、张通儒、崔乾佑等文武为心腹。可谓军多将广、兵强马壮。
这些情况，作为宰相的杨国忠是应该掌握的。而边军强悍的战斗力，封常清也应该了然于胸。那么，安禄山明明手握重兵，安史之乱爆发后，为何大唐君臣还那么轻敌呢?
那是因为往日的大唐太厉害了。当年，卫公李靖凭三千骑兵就敢直捣突厥王庭;英公李世绩六千步骑就能击败薛延陀二十万大军;太宗李世民三万部队打得十五万高句丽精锐抱头鼠窜。那时大唐的部队并非边军，可全都是来自中原的府兵。
然而，天宝年间府兵制已经瓦解了。府兵制的基础是均田制，大唐承平日久，人口急剧增长，加之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均田制已是漏洞百出。兵户们出兵打仗，常年在外得不到轮换，好不容易回来，又得不到应有的勋田，谁还会卖命呢。
所以，开元年间，宰相张说与李林甫，大力推行募兵制，让各边将在边境地区就近招募部队。这样一来，部队既职业化，又本土化;既提高了战斗力，又熟悉敌军的习性。大唐战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这个制度也逐步发展成了节度使制度。
但是，不论唐玄宗，还是杨国忠与封常清，他们太自信了，依然沉浸在往日的辉煌中，相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将昔日的府兵之家动员起来，仍会所向披靡。囿于时代的局限，他们无法理解土地制度在农业社会的地位，参透不了府兵制与募兵制的本质区别。
天宝十三载时，高力士曾对玄宗说过边将太盛，威胁中央的问题，然而玄宗思虑良久也找不出其中的问题，一心想着：“朝政委以宰相;军戎付于边将。”就万事大吉，再加上“朕推心待之，必无异志。”(《资治通鉴》)
然而，节度使制度实行后，虽然在对抗外敌方面成效显著，但节度使权力太大，军、政、人事、财物权力一把抓，而又缺少有力的监督机制，使节度使们俨然成了独霸一方的土皇帝。
此时的中原，六百多个折冲府已经全部废弃，中央只有一支充斥着后门兵、吃空饷等问题，毫无战斗力的禁军。在军事上，已经形成了外重内轻的格局。节度使们不造反，全凭一颗赤胆忠心维系着。一旦碰到个有野心的主，造反便成为必然。所以，即便没有安禄山，也会出现张禄山、王禄山，并且一反一个准。
面对安禄山的十五万渔阳突骑，大唐君臣的轻敌耽误了宝贵的准备时间，使得战争伊始，唐军便陷入了巨大的被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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