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疾作为一种群体性多发疾病，古往今来肆虐于华夏各地。根据史料记载，唐朝时期共流行过49次疫疾。下面趣历史小编为大家带来相关内容，感兴趣的小伙伴快来看看吧。

　　考量成因，既有征服自然的客观“天灾”，也有社会涌动的历史“人祸”;观其规模，疫情遍及唐境南北，严重侵蚀农业发展各因素;探其影响，最为直接的打击便是人口的大量减损，进而土地抛荒、商业停滞、军备不振、经济萧条，原先的繁荣丧失殆尽，苦难与恐慌迅速弥漫于整个社会，严重威胁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稳定。疫灾的铺卷，成为大唐盛世一个挥之不去的噩梦，与农业立国的发展理念格格不入。

　　唐代疫疾的流行

　　1.疫疾的流行特征

　　伴随建国后唐史研究的不断深入，相关文献记载唐代疫灾发生频次的统计数据也在不断增加。邓云特先生《中国救荒史》据正史统计唐代疫灾16次。杨俭、潘凤英《我国秦至清末的疫病灾害研究》一文统计隋唐疫病发生九次。张剑光先生认为邓数“统计遗漏是十分明显的。单单一个唐朝，明确标有时间的大疫灾，不下于20多次”唐代疫情与唐朝延祚相伴始终，有些疫情经年累月，未见间断。

　　唐高宗永淳元年(公元682年)疫情不断，水旱灾害连发，匪患疫情接踵而至，从初夏到入冬可以说灾情未见间断，五月、六月、七月、十二月均有不同程度的灾情发生，作为夏季水患次生灾害的疫灾，于冬季再次现世，死者“枕藉于路”、“相枕于路”当为真实写照。

　　唐代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朝代，农业有着非同一般的地位与作用，如果说农业生产就是社会生产，那么农业人口就是劳动力人口，就是社会生产得以运行的关键与依仗，作为农业社会运转中的关键一环，疫疾造成的农业人口流失，必然酿成不堪设想严重后果，而大范围、大规模的人口减损也从反面折射了疫肆虐行的破坏力与影响力。

　　正如农史学家游修龄先生指出“农业发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的系统。它兼受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的制约。

　　任何一个特定因素的作用，只有在系统的协调之下才能发挥作用。”以此推断，疫疾带来的人口流失也必将影响社会系统的正常运行。安民于地，既是生产需要，也是统治必须，如《吕氏春秋》所议“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而肆虐的疫疾，却酿成农民沦为流民、土地大量抛荒的尴尬局面，唐代疫疾流行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影响，其紊乱是方方面面的，对于政治、经济、社会的破坏程度也是有目共睹的，这势必引起唐统阶层的高度重视。

　　2.疫疾流行的原因

　　纵观有唐一代，首先是气候转暖带来的暖冬增加，自隋代起，气温转暖，这个温暖时期一直延续到北宋前期。

　　竺可桢先生《中国近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将5000年气候划分为四个温暖期和四个寒冷期，其中第三个温暖期为公元600~1000年，一般称为“隋唐温暖期”，也有学者称其为“小高温期”或“普兰店温暖期”，吴宏岐先生研究认为唐代289年历史中，存在暖冬27个，这在各王朝中是罕见的，唐代温暖时期亚热带北移大约一个纬度，本应冬冷夏热，暖冬却骤然增多，若依上文气候异常引起疾疫理论，唐代疫疾肆虐应同属气温失序所致。

　　疫疾发生与流行的原因，除了上述条件的时空必然，还有一部分是自然灾害引发的疫病爆发，即疫情与水灾、旱灾、火灾、蝗灾、饥荒等相伴而生，成为衍生灾害，形成灾害链。刘文俊先生通过研究唐代旱情和降水情况发现，在唐代289年历史中，有138个年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水灾，占总年份的48%，有114个年份发生了旱灾，占总年份的39%，灾害情况不能不说频繁。

　　唐代疫疾流行的社会影响

　　1.疫疾流行对政局的影响

　　政治稳固，社会安定是唐政府首要关注的问题，疫疾流行造成的人口流失、社会恐慌等是疫疾流行之于唐代社会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反映。

　　有唐一代人口发展趋势是呈马鞍形的，隋唐之际户口锐减及贞观中期以后直线上升，安史之乱后户口下降及唐后期发展迟滞，仅有天宝年间实际户数才在一千三、四百万，每户平均为5.75口，疫疾的流行，对人口优势不甚明显的唐代社会经济发展可以说雪上加霜，为其发展掣肘。疫灾引起的人口流失，导致经济问题的同时，产生的大量人地分离的逃荒流民，也影响政局稳定。一部分流民为求生计，奔走逃命。

　　另一部分依附豪强地主，成为佃农，这减少了籍面人口的数量，即周宏伟先生曾所指唐代人口的“虚损耗”，故唐代，因疾疫而导致人口虚损耗的情况实有发生。

　　开元、天宝年间的兵祸、疫灾，酿成了严重的流民祸患，虽然采取了诸如刘晏理财的经济措施，但仍未能挽回人口流失的残局。再如贞元年间“疠疫水旱，户口减耗，刺史析户，张虚数以宽责”，宝历年间“时州旱，遂疫，逋捐系路，亡籍口四万”，都有涉及疫疾诸灾引发的流民问题。

　　疫疾流行在直接冲击人口质量的同时，酿成了严重的经济窘况与政治隐患，对当时政局危害极大。疫灾爆发后，死亡阴影笼罩整个社会，甚至在很长时间里也难以磨灭，使得人们的心理变得十分脆弱，或疲于奔命流徙，躲避疫灾侵袭，或苟延残喘，求得生存机会，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恐慌，威胁政局稳定。

　　疫疾肆虐，古人也好，今人也罢，卜筮问神、寻医问药都是急于解决这一社会问题的无奈举措，相对巫医左道，政府更容易也善于驾驭科学救治，并籍此提升自身公信力，而一旦官方政治手段乏力，医学措施矮化，面对疫灾引起生死恐慌，这种施政短板，将迅速将把民众推向迷信阵营，旁门左道也拥有了大肆横行的依仗与能力，在引发政治恐慌的同时，形成了严重社会负面效果。

　　2.疫疾流行对经济的影响

　　疫疾的肆虐造成的农业疲敝，主要影响作为生产力重要内容的劳动力人口、农业土地以及作为劳动工具的大型畜力三个要素。

　　人口损耗方面，唐代是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典型，人口之中尤以农业劳动人口为重，上节对人口损耗之分析，亦可视作对农业人口减损的讨论。土地问题较为突出，由于疫情紧迫，大量灾区百姓被迫离乡逃难，农民游走难民甚至强匪边缘，人地分离势必发生，无主土地迅速抛荒，耕地沦为荒地，更有大片良田趁机坠入豪佑囊中。

　　耕牛作为当时重要劳动工具，疫疾对其的侵染更具代表性，造成的畜力锐减相当直接，据统计，唐代289年中发生过9次范围不等的牛疫灾祸，并已经引起唐代社会普遍关注。农业生产作为一个部门，其系统内人力、土地、工具等诸多要素环环相扣，一旦一环崩塌，链条运转便崩溃停滞，疫灾于此时对农业人口的摧残便基于此理。疫情扼杀劳动人口，必然引起抛荒、工具瘫废，进而流民四起，社会秩序、经济发展均沦为空谈。

　　农业社会，手工业于唐代已发展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生产部门，为政府、社会提供者相当数量的手工产品，其内部要素紧密相连，发生着整体的作用，而疫灾的肆虐，在疫杀数量有限、技艺独具的手工业者的同时，造成了匠人与手工业原料、手工业生产对象的分离，扰乱了手工业正常运行的合作框架，对萌芽状态的手工业经济发展，其破坏程度无疑是剧烈的。

　　疫疾流行对商业影响是多方面的，商人、商品、市场、货币、交通都有受其侵扰的痕迹，而这种掣肘很大意义上是抑制了唐代商业的蓬勃发展。

　　如张剑光先生所言“江南经济活动的频繁，与疫病的多见是成正比例关系的”。这里对商人的影响，多从其广义而言，即从事商业买卖的双方，既包括狭义的商人，也包含商业贸易的主力军——顾客，而上述双方都可以视作农业社会中人口总数的一部分，故上文对于疫灾造成人口损耗的分析，在这里仍可使用，这也映证了张剑光先生所强调的“疫病在江南反复残害和肆虐，造成了人口的减少，劳动力损失严重，较大地妨碍了江南经济的发展”。

　　对于商品，很大一部分是出自手工业原料加工后的制成品，这些手工业产品上市交换，即成为商品，而上段对于疫疾之于手工业及其元素影响的分析，已经明确指出这一环节问题所在，也就是说，疫疾肆虐在商品制作的源头就已经开始制造麻烦。

　　唐代官方医事的应对机制

　　文献可见，医事机构萌芽于西周，至隋唐时期，随着政治制度的发展完善，已颇具规模，形成较为具体、明确、规范的医政体系。以中央医政机构与地方医政机构为主体的官方医疗救助单位，分别担负管理与执行医事任务的责任，成为唐代治疫救灾的主力军。

　　唐代中央医政组织架设应属合理，虽服务范围与服务对象相对单一，但以服务职能而论，整体上已经为疫疾的诊治，甚至治疫药物的储备、防疫活动的展开，搭建了相对科学的顶层框架。

　　正如范家伟先生所说“李唐立国，整个官方医疗架构，继承南北朝隋代的传统，设立太医院、尚药局作为官方医疗及医学教育机构，……官方医疗机构对医学发展，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唐代国家对医学发展，提供了很大帮助。”

　　唐代医政组织形成了中央-地方二级行政架构，在关照中央医事功能的同时，兼顾地方医政事务，为疫情突发，及时、充分地展开救助工作提供了组织保障。

　　于赓哲先生誉其“我们可以肯定这些医疗机构比前代完善，甚至在当时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

　　唐代医学的发展，是继承了汉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医学遗产，继续增高，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此时的医籍整理一方面水平高、质量好，较强地呈现了集大成之时代特色，另一方面官方撰修参与其中，较大程度保证了医学典籍的医事水准。

　　正如顾漫整体评论魏晋至隋唐的医书整理“较之后来逐渐走向衰微的世医传承，魏晋至隋唐时期的医书整理活动对中医学术的贡献更为重要，影响也更为深远。如果没有王叔和、皇甫谧、陶弘景、巢元方、全元起、杨上善、王冰、孙思邀、王煮等人的‘芜讨掇拾’工作，为北宋校正医书局的整理校刊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很难想象今天人们会读一些什么样的‘中医经典’。”

　　范家伟先生着重评论“隋唐有三大医书，即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孙思邈两《千金方》(《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王焘《外台秘要方》，对中国医学发展影响巨大。唐代以后，三大医书成为中国医学核心经典。”这种“芜讨掇拾”的整理，有许多内容是涉及诊疫治疾，较为实际地奠定了唐代治疫救灾工作之医学理论基础。

　　总结

　　唐代的医籍整理或政府主导、或官僚自撰，均体现与朝廷有密切相关联，具有很强的官方介入痕迹，其整理能力与修撰思路与官方要求基本保持一致，谢观先生将此时医学分期为“蒐葺残缺之期”，此期最大特点是“医家义疏之学”的兴盛。

　　由于去古渐远，文字音义已有所变迁，时人阅读周秦两汉之古医籍已渐感困难，不得不依靠注疏训话之学及至隋唐之世，口传师说的传统几近中绝，注释经书之风气继之代兴，取之古精华，为当世所用，这也是此时高质量官修医籍得以流传保值一大原因，从治疫价值而言，为唐政府主导下治疫救灾活动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基础与参考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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