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宣帝带领西汉达到极盛。但若说到个人成就，他与自己的曾祖父汉武帝相比还是略逊一筹。汉武帝跟秦始皇很像，是中国帝王圈里的“巨人”;后世王朝的兴盛、帝王的成功，都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之上。汉宣帝就是第一个受益者。

　　从秦到汉初，中国大一统王朝的治理模式曾经长期处于摸索状态。

　　秦始皇被誉为“千古一帝”，是因为他并六国、建立统一帝国，为后世封建王朝打造了疆域的基本轮廓;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消除了春秋战国以来支离破碎的局面;废封建、推郡县，打破阶层的藩篱，推动中国社会由贵族精英制迈入平民时代。在思想、制度、文化多方面大破大立，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初具雏形。但是如此充满新气象的王朝，为啥迅速二世而亡?不是因为法家的“严刑峻法”，也不能归咎为帝王独断专行(秦朝的所有大事其实都会经过“君臣集议”来决定)，而是因为役使民力过度。

　　随后刘邦战胜项羽、建立西汉，是平民阶层的巨大胜利。新王朝的帝王以及功臣集团，都不是过去千百年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贵族，所以得名“布衣将相”。

　　在国家治理模式方面，西汉显然吸取了秦朝的教训。既然“严刑峻法”不足以亡国，西汉便经由秦朝故吏萧何建章立制，整体格调是“汉随秦制”;但汉与秦最大的区别，就是在民力的使用上完全相反——所谓的“无为而治”，核心思路是恭俭无为、与民休息，具体举措包括军吏归农、轻徭薄赋、勤俭节约、重农抑商、抑制豪强、对外和亲等等，它既反映了大乱之后人们对休养生息的渴望，也体现出了平民统治集体的朴素治国逻辑。

　　与这种治理思路相吻合，兴盛于战国晚年的黄老之术大行其道，成了统治阶层的共识。除此之外，法家刑名之学、阴阳五行理论也很有市场。

　　通过这种务实的治理思路，西汉获得了数十年的休养生息期，并且诞生了青史留名的“文景之治”。但其中蕴含的被动、消极特色，却也让汉朝面临着重重隐患。早在汉文帝时期，青年才子贾谊就将帝国的危机总结为“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叹息者六”。其中最突出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无为而治，实际上是因循守旧，汉初的制度、法律几乎完全照搬秦律，比如夷三族、妖言令、挟书律等苛政直到文帝时才逐渐废除。但这只是具体细节的修修补补，汉朝若要长治久安，离不开成体系的指导思想。

　　第二，诸侯王势力逐渐壮大，而且与中央朝廷皇帝之间的血缘关系逐渐疏远，不臣之心昭然若揭，甚至还爆发了七国之乱，大一统帝国存在分裂风险;

　　第三，经济的持续繁荣，却也带来了土地兼并、贫富差距拉大等副产品。一方面，公侯将相、富商大贾利用宽松的政策积累了大量财富;但在同时，许多农民为了躲避赋税而脱离户籍沦为“亡人”，或者卖身给权贵富豪为奴婢，导致社会矛盾凸显，中央政府的人力资源、财政收入大幅下滑。

　　第四，传统贵族虽已消失，但军人、游仕、商人甚至游侠则不断崭露头角、进入政治舞台，成了特权阶层。依靠这些人，显然不是政权长治久安之道。

　　第五，在边境上，软弱退让换不来和平与尊重，单纯的和亲政策，却助长了匈奴的野心，他们时不时南下抢掠，极大威胁着中原王朝的安宁。

　　概而言之，无为而治虽然有助于休养生息，但黄老之道的消极、妥协本质，却也给王朝造成了巨大发展障碍。文、景二帝虽然在应对诸侯王方面进行了努力，但若要系统性地消除各领域的隐患、将大一统帝国捏合成型，必须要有一揽子的解决方案。

　　汉武帝一个人就几乎解决了上述所有难题，完成了理应由几代人循序渐进推进的系统改革。指导思想层面，根据贾谊《政事疏》、董仲舒《天人三策》两大雄文提出的思路，推行“复古更化”的治国理念，“据旧以鉴新”，实现了由黄老而儒学、的政治主导思想的大扭转。以教为先，兴太学，置《五经》博士，遍建庠序，建立了社会教化与学校教育相结合的教育制度;

　　与思想改革相配合，汉武帝实行“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的用人和学术文化政策(意味着诸子百家朝廷照旧录用)，并且辅以日益健全的察举制，创建了领先世界的文官制度;

　　建立两套官僚系统：大将军、尚书等组成“中朝”，主管决策;丞相领先构成“外朝”，主管政务，加强皇权、削弱相权的同时，也打破了贵族担任政府首脑的管理，促进了权力中枢的稳定;推行“推恩令”，以恩威并施的方式彻底解决了诸侯王对政权的威胁;完善监察制度，颁布了被誉为“二千年良法”的《刺史六条》;

　　徙豪强入边，推行盐铁专营，收回铸币权，施行均输、平准制度，打击商人资本的无限扩张;创设乐府，行“诗教”，建立中国文献库和保存文化遗产的文化制度。建年号，改正朔，修郊祀，易服色，建明堂，行太初历;对外南收两越，东定朝鲜，北逐匈奴，平西羌，抚西南夷，通西域，开疆拓土，中华文明向周边强势扩张。

　　汉武帝的改革，涵盖了教育、学术、文化、政治、经济、军事制度、历法等所有层面，以此为基础，汉朝被打造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强大的多民族的大一统国家。但凡事都伴随着代价，在开创上述文治武功的同时，西汉也面临着国力被严重消耗、百姓负担沉重、阶级矛盾激化等危险，后世甚至评价“武帝有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

　　因此，历史再次进入了休养生息的阶段。汉武帝晚年颁布《轮台诏》，向天下谢罪悔过;随后实行“富民”政策，以示范后世。紧接着，霍光辅佐汉昭帝期间，延续、发扬了汉武帝晚年的政策。对内，他们多次下令减轻赋税、裁汰冗员;对外，改变积极作战的政策，软硬兼施，推行边境安定。这些与民休息政策的推行，极大促进了西汉经济的恢复发展，有效控制了汉武帝遗留下来的各项矛盾。

　　当时的西汉，一方面承接汉武帝之余威，另一方面重拾文、景休养生息的优良传统，效果立竿见影，史称“百姓充实、四夷宾服”。而汉宣帝则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汉昭帝21岁就英年早逝，随后的昌邑王刘贺仅仅当了27天皇帝就被废除，生于民间的汉武帝曾孙(戾太子刘据之孙)刘病已进京为帝(为了方便人们避讳，后改名刘询)，这就是汉宣帝。

　　在霍光的辅佐下，汉宣帝继续推行与民休息的方针。后来即使霍光病死、霍家被灭的情况下，这一政策也没有改变。而且，由于曾经饱尝人间疾苦的缘故，汉宣帝在承袭文景、汉昭之政的同时，还充分体现了自己独有的特色：以空前力度整顿吏治。

　　为了加强集权、打压不安定因素，曾经的文、景、武都喜好任用“酷吏”为爪牙，但汉宣帝是另一种思路。他一项反对苛政，强调所有官员必须遵纪守法，为此完善了监察、考核制度，“信赏必罚，综核名实”，还经常派出丞相、御史以及其他官员巡行全国，检查各地官员工作。对于渎职、玩忽职守的官员采取极为严苛的惩处。

　　比如一向精明能干、人称名臣的京兆尹赵广汉，在一次执法时出现偏差、导致误杀，结果被汉宣帝下令腰斩;河南太守严延年由于执法过于严酷，被当众处死。汉宣帝对官员主张执法严明、严格考核，但同时却也不断减轻刑罚，他主导废除了多项连坐名目，将西汉初期的“仁政”理念发扬光大。

　　对外，汉宣帝抓住匈奴实力江河日下，内部分崩离析的机会，对其进行分化。呼韩邪单于归附汉朝，匈奴对汉朝的威胁被解除;同时还设置了西域都护，对西域进行直接管辖，进一步促进了中原王朝的控制力、影响力。对于汉宣帝的政绩，后世可谓赞不绝口，如“吏称其职，民安其业”，“边境安，四夷清，单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乐”，史称“孝宣之治”。中原大一统王朝建立以来，从未有过如此耀眼的治理成果;无论政治，还是经济、军事、文化、民生，都首次趋近完美。

　　单就成绩来看，汉宣帝可谓西汉最为成功的帝王。但就像当初汉武帝对儿子刘据说的那样：“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不亦可乎?”我把最辛苦的事都干了，把安逸留给子孙，不也是美事一桩吗?

　　事实确实如此——历史要实现进步，必定避不开一些代价，所谓“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汉武帝的全面创改、文治武功，不仅为儿子汉昭帝、曾孙汉宣帝提供了“巨人的肩膀”，也为后世的帝王们夯实了基础。史书中独独称他“雄才大略”，恰如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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